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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疫情之下,閱讀飽滿心靈

          來源:中國作家網 |   2020年03月17日08:00

          編者按:你是否還記得方艙醫院的“讀書哥”?在病床上手不釋卷的他,讓許多人看到了在風暴中心,也有安穩心靈、強壯精神的可能。這一段特殊時期以來,除了陪伴家人或居家工作之外,也有很多人選擇埋首書卷。我們特別邀請了幾位作家、評論家、編輯,談談自己的閱讀二三事,與讀者分享。他們或出于專業或者寫作的需要,或因陪伴家中小兒讀書學習,或是誠心推介一本好書。文辭之間,頗有趣味,皆為思索。

           

          薛濤:

          這段時間大半在寫新書(完成新書《貓冬記》),讀書在寫作的間隙進行,讀完一部,斷斷續續在讀的還有三部。

          讀完《勇敢的天才》。這是一本傳記,寫的是誰呢?其實涉及到兩個人。這本書有一個很長的副題:一位科學家與一位哲學家從法國抵抗運動到獲得諾貝爾獎的冒險經歷。科學家是指法國生物學家雅克?莫諾,于1965年獲得諾貝爾生物學獎;哲學家是指法國哲學家、作家阿爾貝?加繆。該書的作者卡羅爾是一位美國生物學家,文筆卻非常老辣,寫得懸念迭生、激情澎湃,讓我一氣讀完,卻又不忍心讀完。有些章節和段落令我反復誦讀,一度讓我熱淚盈眶,久久不能自已。其實,吸引我的不僅僅是兩個傳主的人格,還有那個時期的一大群法國知識分子的思考和行動。他們的靈魂骨感、硬氣,他們的生命真正燃燒過,以實實在在、徹頭徹尾的行動和思想照亮過現實。加繆是一位作家、思想家,也一直是專制的反抗者,對德國納粹的反抗,對前蘇聯專制的批評,其實出自同一個靈魂。加繆說過:“在內心的嚴冬深處,我發現了不可戰勝的夏天。”我把這句話引用過來作為新書《貓冬記》的題記。雅克?莫諾是加繆的好友,兩人共同反抗德國納粹的經歷,注定了兩人“革命同志”的立場。莫諾曾經是法國抵抗運動的領導者,法國獨立之后返回實驗室,終于問鼎科學高峰,后期莫諾以一位科學家的身份轉向哲學領域,發展了加繆的哲學思想。這兩個人堪稱法國知識分子的良心。這本書可以作為后世知識分子的精神鈣片來服用。

          在讀《尼采的錘子——哲學大師的25種思維工具》。全書涉及25位哲學家,每一章都不長,寫的有趣、親民。每天讀一章,適合做早晨的枕邊讀物,開心、醒腦。

          在讀《洞穴》。薩拉馬戈的小說段落太長,一次只能讀完一段,之后就需要喘息、續茶。這本書適合錘煉閱讀的耐性,天天較著勁——必須讀完你!

          在讀《枕草子》。通過清少納言這個宮廷女子的散淡筆觸,了解到日本古代宮廷的有趣生活。一段一段地讀,也不知道今年會不會讀完。

          武歆:

          從春節前至今,在大約三個月的時間段中,我的生活主要分為三部分,閱讀、寫作、下沉社區參加防疫。

          對于寫作者來講,每一時段的閱讀,肯定會有兩種表現。一是與寫作題材有關;二是自然聯想當下生活。

          因為正在寫作一本有關天津工業、中國工業題材的長篇非虛構作品,從去年開始閱讀了大量從晚清“洋務運動”到中外近現代工業發展的史料,也閱讀了像《萬歷十五年》和《社會契約論》這樣的“輔助”書籍。

          黃仁宇在《萬歷十五年》中,將明朝社會的方方面面翻了個“底朝天”。比如說到執行法律。辦理刑事案件,在“殺人者死”的古老立法原則面前,容易做出斷然處置,可是對日常生活中的種種糾紛很難維持公允。“日常麻煩”是一個古老的難題,因為這個難題經常“游走”,它不會簡單地“固定”在民間,有可能“游到”執法、行政等領域。

          《社會契約論》無論什么時候讀來,精神都能為之一振,隨便翻開一頁閱讀,都能立刻被超前思維吸引。盧梭在闡述“自由、權利、義務”之間關系時,表達得非常嚴謹。人類所有的行為都是環環相扣的,絕不可以某一行為單獨存在。假如把“法律”、“契約”這樣的表述更加日常化、生活化一些,用“規則”詞語可能更加妥帖。“規則”體現在人類日常生活的所有層面。

          日常生活中面對“規則”,怎樣遵守、怎樣使用?倒也簡單,只要“我”認真遵守規則,“我”就知道怎樣“使用”規則。這個“我”,也適用“你”。

          李浩:

          疫情期間,我回顧了過去一年讀過的一些書。2019年,我的閱讀主要集中于“重讀”。一是出于教學和書寫評論的需要,二是我承認自己對新故事、新觀點的興趣在緩慢減弱,而在之前它是那么地強烈,甚至是我偏執、固執的“不良”嗜好。我越來越覺得真理、真知有它的基礎性和樸素性,也越來越覺得深入的追問遠比廣闊的知道更為有效。我不知道自己的這一調整是否是最終調整,但至少這一階段,我是這樣想的。

          然而在重讀的過程中,我竟然發現諸多的“重讀”就像是“初讀”,我以為我讀過,知道,甚至很是了解,然而在重讀的過程中卻感覺是全然陌生,那么多的新和奇,那么多的“看見”完全是全新的——這個重讀也讓我羞愧,羞愧自己原有閱讀的粗心和忽略,羞愧自己滿足成為知道者的那份虛榮。

          尼采,《悲劇的誕生》。二十年前讀過,而重讀的時候——在我看來它完全是一本新的書,一本第一次打開的書。之前的閱讀讓我注意到和記下的是太陽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沖突以及“重估一切價值”的必要,然而我沒有注意到的是藝術在阿波羅(太陽神)和狄奧尼索斯(酒神)之間的“周期性和解”,或者說是某種的統一;我也沒有意識到,尼采其實間接地提示我們,盡管對世界的模仿和現實認知是重要的,然而一旦進入到藝術的領地,居于核心的詞應是“夢”和“醉”,一種被創造出來的、具有魅力和趣味的“假象”——假象這個詞出自《悲劇的誕生》并非我在注解中的加入。在這里,阿波羅(太陽神)代喻的是“夢”的部分,它有著幻覺的、莊嚴的、崇高的和美的趨向,或多或少會跨越生活的不完美而致力建構理想狀態;而狄奧尼索斯(酒神)所代喻的則是“醉”,是原始的、性情的、本真自我的、沖動的甚至有些暴虐的,它更多是對被遮蔽的、掩藏著的自我的喚醒與確認……閱讀《悲劇的誕生》帶給我諸多思考,我似乎也是第一次注意到尼采的“語法”和它所能達至的魅力。

          馬爾克斯,《百年孤獨》。在這里我需要悄悄地承認,2019年之后我的文字中出現的《百年孤獨》引文將會是不那么準確的,我會結合我自己的理解對它小有改變。我知道在學術規范上它不被允許,但我,還是……是的,在重讀《百年孤獨》的過程中我又一次感覺陌生,為自己的忽略羞愧。我忽略了其中諸多的次要人物,忽略掉的是他們存在的搖曳多姿和將故事引向豐富和繁雜的繁茂之妙,忽略掉了那么多誘人的、極有魅力的細節,忽略掉了在反復的闡釋之后還包含著更為內在、沉實的深刻……我已經寫過多篇關于《百年孤獨》的隨筆性文字,今后我還會再寫,再寫那些被我忽略和糾正我舊有印象的那些。

          重讀了《邁克?弗雷恩戲劇集》《薩特戲劇集(上)》,本來還想重讀《薩特戲劇集(下)》的,可因為搬家的緣故竟然沒能找到。重讀丹納《藝術哲學》,這本深入淺出、語言平和的書竟給我啟發甚多,我羞愧——之前,因為它的風格過于平實、不那么具有驚人之語而被我在翻閱中忽視,只是滿足了我“已經讀過”的虛榮。重讀了《英雄的挽歌》《萬物靜默如謎》,以及我僅購買了第一卷的《布羅茨基全集》……在重讀的過程中,它們帶給我“初讀”的感受和同樣多的驚訝與迷醉。或許,事物的新也貯含在未被真切感受過的舊中;或許,所謂經典真的就是那些永遠不會被耗盡它要對你說出的那類的書。

          在準備結束的最后,我準備提及一本我在2019年初讀的新書,卡羅爾?安?達菲的詩集《野獸派太太》。《野獸派太太》極具戲劇性,它建筑于“互文”之上,是對“小紅帽”、“忒提斯”、“伊索”、“浮士德”等等故事的重寫與注入,而詩歌的敘述角度則是以“伊索太太”、“浮士德太太”、“弗洛伊德太太”、“卡西莫多太太”完成的,它自然地產生疏離和重建的效果。這本詩集充滿著機智和幽默,充滿著反諷和追問,充滿著思考的力量和情感濃度。我驚訝于它提供給我的,就像我在閱讀瑪格麗特?尤瑟納爾《火/一彈解千愁》時的感受。我覺得它是我2019年新讀的書中最可推薦的文本。

          黃昱寧:

          想給大家推薦三本書。

          第一本字很多,版面字數長達四十七萬。《霧行者》(上海三聯書店2020年1月版)是路內的新長篇,掩卷之后,興奮感和悵然若失感仍然久久并存。路內是國內為數不多的技術熟練且好奇心和體力同樣充沛的作家,這些特點在《霧行者》中都有體現。小說中這些生活在世紀交替的中國的事件和人物,都不在常見的套路中。這些人物背負著時代和文學的宿命,仿佛信步走進彼此完成或未完成的詩歌或小說;他們的輪廓交疊(而非重合)在一起,單獨看常常尋不到頭、望不見尾;一旦交織在一起,卻構成強有力的沖擊。這部小說最成功之處,是用難度很高的群像的寫法,精確地抓住了時代的氣質。

          第二本字很少,書的主體是桑貝的畫。在《童年》(上海譯文出版社2019年版)中,法國插畫大師桑貝回憶了自己一點也不幸福的童年時光。天天吵架的父母,拮據的生活,酗酒的父親,懂事的桑貝在中學畢業后就去掙錢養家糊口了,全靠天賦和業余時間的努力成了專業畫家。但桑貝講述往事的時候,讀者并不會覺得一味心酸。桑貝是個底色很暖的人,這種暖不是給人灌雞湯,而是“惜福”。其實推薦這本書很難用文字呈現,翻開畫,觀察桑貝筆下的細部,讓時間流逝,人會安靜下來。

          第三本很應景,看書名就知道。有“英國小說之父”之稱、寫過《魯濱孫歷險記》的笛福在1722年出版的《瘟疫年紀事》(許志強譯,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雖然被歸入小說類別,但整本書的主體都是關于1664~1665年席卷倫敦的黑死病的見聞錄,后人對這本書的印象也多半都是其重大的“非虛構”價值。在這段時間翻翻這本書,三百多年前的驚懼與困境格外鮮活。人不是記性太好的動物,無數次踏進同一條河流,能在多大程度上為下一次未雨綢繆,首先取決于多少人在記錄真相。《瘟疫年紀事》就是這一系列作品(多年以后的《鼠疫》也受到了《瘟疫年紀事》的明顯影響)中具有開創意義的一部。

          阿菩:

          已經不記得自己有多久沒有像這次一樣,在家待著不動這么長時間了。雖然自認是個御宅族,但再怎么宅,一個星期總要出幾次門,但這一回想出門也出不了了。在家里宅到第十天,能玩的游戲都玩倦了,能煲的劇集都煲膩了,就連視為本命的網絡小說也看不進去了。

          事情總是物極必反,在平時能夠放松身心的這些文娛作品,反而無法與長久的寂寞共生。那些碎片化的新媒體文,那些輕松搞笑的經典解讀,那些最能打發時間的娛樂作品,我統統都讀不下去了。我被逼做了一個反向選擇。

          因為已經長時間習慣了淺閱讀,所以當拿起原典的時候,一開始是陌生的。但我還是閉上眼睛,憑手觸碰,在書架上拿到了一本《易經》,不看注釋,不看解讀,只讀卦辭,不用眼睛看書,而是用口念。一用“誦念”來讀書,讀書的速度一下子就慢了下來,但這樣還覺得似乎還不夠,于是拿筆來抄寫,抄寫一遍,然后再讀,最后把讀過的卦辭背了下來。這是古老而原始的讀書方法。

          人到中年,記憶力下降了,我少年時沒背過《易》,所以讀了三五遍背誦時還老有漏字,到七八遍上才算一字不差。不過我也知道,現在雖然背了下來,但不出一個月就會記不全,三十歲以后再背誦的文章,沒有一篇能長久的。我用了一個上午,只讀了《坤卦》。因為反復背誦,以至于每一個字,都咂摸出味道來。

          我常常對外號稱一目十行,差不多有十年我從未讀書讀得這么慢,但這樣讀書,卻好像喝苦茶,甜品吃多了嘴巴發酸,苦茶的后甘才能消解長久的枯寂。這種讀書體驗我有過,不過那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身處這個新媒體時代,我也已經習慣淺閱讀很久了。我知道深讀、慢讀的好處,但如果不是因為疫情,我仍然不會選擇這樣的閱讀。但開了這個頭之后,我就停不下來了,此后又堅持了十余日,直到用鍵盤敲打這段文字的這一刻。

          在19年下半年,其實我是很痛苦的,我的創作進入瓶頸,腦子進入漿糊狀態、無法思索也不知如何擺脫。我以為這種折磨會無休止地繼續下去,結果,只是十余日的深慢讀書,卻讓我想通了許多之前怎么也想不通的問題,一掃之前折磨了我大半年的糾纏與困擾。

          誰能夠想到,命運會作這樣的安排,讓我因疫情而受困,偏偏又在受困中找到了新的出路。

          意千重:

          今年春,被瘟神打了個措手不及,得知疫情的嚴重程度后,我和六歲的跳跳詳細解釋了整個事件,并告知他假如不幸需要隔離,應該怎么做。孩子有些害怕,但始終保持冷靜,每天堅持在家繞籃球鍛煉身體,戴口罩、勤洗手、用公筷母匙,比大人更自律,不好的是看電視的時間相應增多,為解決這個問題,我們一家三口約定各看一本書。跳跳讀《神奇校車》系列,跳爸讀《明朝那些事兒》,我讀的是《長物志》。

          其實很早以前就讀過《長物志》,我寫的是以古代為背景的網絡小說,需要了解古人的生活情況、居宅陳設、審美情趣等文化,《長物志》由明朝文震亨撰寫,號稱“古代居宅陳設第一雅文化體驗”。我當時主要將它用作資料,讀得不連貫,斷斷續續,近年工作繁忙,家事人情漸多,已經忘了很多內容,這次正好細讀。這書很有意思,小到生活中常見的剪刀、鏡子、梳具等物,大到庭院、浴室、房屋該怎么修建、怎么布置都有詳細說明。一磚一瓦、臺階窗戶、水石花鳥、書畫器具、服飾香茗、舟車位置各有樣式講究,囊括衣、食、住、行、用、游、賞等各種生活文化,娓娓道來,讓人沉浸在作者精心營造的“古雅韻”之境,浮躁焦慮的心情也隨之安靜了許多。

          說到這里,必須夸獎編纂這書的中國古代物質文化書叢編輯組,精心地采用了文言、注釋、譯文三段式結構,最大限度地依照原著的脈絡配了插圖,讓我這個生長在云南邊陲小城,對于古建筑古文化只能依靠旅行、參觀、影像、書籍來了解的人,得到最直觀最細膩的認識。如果對古代文化感興趣,無論學生還是耄耋老人,以《長物志》為基礎讀物是很不錯的選擇。

          注:我讀的《長物志》為重慶出版社出版,汪友源、胡天壽譯注的版本。

          蔣離子:

          前段時間收拾書柜,找出看了一半的《精要主義》。當時決定買這本書,是被封面上寫著的“如何應對擁擠不堪的工作與生活”所吸引。和很多年買的《斷舍離》系列一樣,我妄想通過讀一本書改變自己面對生活的態度,從此輕裝上陣。如果說《斷舍離》推崇的是告別不必要的瑣碎,那《精要主義》應該是教我們怎樣在從瑣碎中找尋自我。疫情期的宅家生活,讓我直面了很多這樣那樣的瑣碎,或是工作,或是生活,在這個時候,閱讀完剩下的半本《精要主義》,好像又有了不同的意義。在這個物質充盈、信息爆炸的時代,我們總是有著各種各樣的選擇,也總是有各種各樣的因素,在引導著我們的選擇。但就像書里說的,如果你不能自己安排生活的優先次序,就只能由別人替你安排。而全書其實就講了五個字:更少,但更好。

          桫欏:

          平常可以自由行動的日子,疲于奔命式的生活把時間都打碎了,沒辦法做讀書規劃。現在宅在家里抗疫,雖然每天為疫情憂心忡忡,但終于有整塊整塊的時間讀書了,也算是苦中有樂。防疫開始后有意識地選了兩類書,一類是海外學人與中國古典小說傳統相關的研究著作,浦安迪的《中國敘事學》、何谷理的《明清小說插圖本閱讀》和李歐梵的《現代性的想象——從晚清到當下》,跟我所關注的網絡文學有關,算是專業性的閱讀吧!現在我們往往把網絡文學與美國好萊塢大片和歐洲的奇幻小說做比較,這當然也不錯;但網絡小說能夠征服這么多中國讀者,決定性因素肯定不在國外的脈絡上,一定與我們自身的文化傳統和審美方式相關,最直接的就能夠追溯到元明至晚清這一段中國小說的變化中來。比如李歐梵注意到林紓用文言翻譯西方小說在清末民初“走紅”的原因,以及浦安迪對四大“奇書”敘事方式的歸納等,就很能說明這一點。

          另一類閱讀則是出于興趣了,讀的是袁珂的《中國神話史》和郭靜云的《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我對歷史的偏好不亞于文學,而且對史前史和商以前那一段興趣更濃。年代久遠材料缺失帶來神秘感,使那段歷史成為現代人想搞明白卻永遠也搞不明白的“詩與遠方”。神話是人類“嬰兒期”最古老的想象和敘事的遺存,中華文化中的諸多母題都是從神話中派生的。袁珂先生全面梳理神話史,郭靜云先生的著作則從傳說開始考證三代史,閱讀促使我把想象與史實結合起來,像三皇五帝和夏的傳說,到底是神話還是歷史?不好分辨才有思索的趣味。其實神話與歷史始終是一種相互建構的關系,這種影響也一直延續到當下,現代的觀念也莫不是某種敘事影響的結果——我依稀從中看到了文學的技巧,這會啟迪我們從原型意義上思考文學是如何介入歷史和現實的。

          老輩人講“閑時交友,忙時讀書”,被“禁足”不能交游就只能讀書了,也倒體驗到了“書既如友,友也又如書”的感覺。

          許苗苗:

          《給孩子的古文》,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商偉編選注釋。疫情期間停課不停學,我這宅家老母親每天早晚孩子賴床時也不敢稍有懈怠,給她朗讀古文選。選文篇幅不長,說理言簡意賅、狀物妙趣橫生,十歲孩子也不覺得艱深。以往靜默去“看”的古文在聲音的講述中字字珠璣、唇齒留芳,營造溫文儒雅、寧心怡神的氛圍,一掃疫病困擾下灰蒙蒙的心情。商教授是我在哥大魏德海研究中心的導師。我常想象遠在大洋彼岸的他和夫人,也許就是借這些篇目,向家中一對千金解釋中華語言文化的雋永與精妙。

          接下來兩本是年前最后一次會友時獲贈的,因為在書架最外層,所以困守時第一時間翻閱。《讀畫——打開名畫的褶層》,人民大學吳瓊著。名畫的形象雖已婦孺皆知,卻因人文學科經年累月的研習而超出觀看的范疇,超出視覺、超出審美、超出藝術史。近年從拉康轉向文藝復興的吳瓊用溫存、耐心又善解人意的目光,閱讀名畫的“癥狀”,將它們隱秘的縱深一層層剝開。《長城:一部抗戰時期的視覺文化史》,中央美院吳雪杉著。從視覺圖像傳播方式的角度重新解讀長城成為中華民族象征的過程。

          近期讀的網文有貓膩的《慶余年》、無罪的《劍王朝》、蔣勝男的《燕云臺》、劉波郭羽的“網絡英雄傳系列”等。以前都看過在線版本,這幾天又搜羅出紙書對比。當屏幕和紙張同在眼前時,一樣的文字呈現出不一樣的效果。另外還有兩部剛上線的新文。逐浪網陳釀《酥扎小姐姐的非常朋友圈》屬于疫情時期的“定制”作品,反映溫州人民對抗疫情的故事,嚴肅之余不失幽默,滿含鼓舞人心的力量。起點圣翼翱翔的《踏盡時光》是朋友的跨界嘗試,從目前連載的十幾萬字看來,文字非常緊湊、內容也很豐富,但批評家寫網文似乎還需調整筆墨節奏。

          吳越:

          讀書有幾種趣味,讀學術文章是一種,讀筆記、小說是一種,讀書信、自傳、日記又是一類。讀一個人成年至晚年持貫三十年光陰的日記,就是進入一個人全息生命河流,用這個人的眼睛(就像戴著VR設備)打量他所處的時代,何況日記的主人是一位擅于體會人間滋味、身上又麇集著諸多爭議與謎團的世界級影像大師。用最小津的方式讀他的日記,就是當一本濃縮了三十載的文藝臺歷看,雖滿眼是淡淡的日常生活和行動的記錄,卻不會厭煩。

          今天是2020年3月7日,夜里我翻開《小津安二郞全日記》,1933年3月7日是一個星期二,小津記了三筆,一筆是出席《電影旬報》的推薦電影名作鑒賞會,致辭;一筆是中止在浜進行的外景拍攝;一筆是“溫暖陽光照耀下的湯之原的中西澡堂令人懷念,山上的土丘發出白光。山上還有云彩呢。”這是這本全日記(共32冊)開始的年份。我信手再翻到1961年3月7日,時隔二十八年,這又是一個星期二,也是一個晴天——“晴,與野田夫婦出門散步,一直走到萬葉郵局。回來后,睡午覺。及川木匠來,看高松家的設計。晚飯,吃土豆可樂餅。后,劇本商討進展很順利。”讓業內人士去考證野田夫婦、及川木匠和這些外景拍攝、劇本討論所對應的都是作品年表中的哪一部吧,我所感到新鮮與溫存的,是山上的土丘發出的白光,山上的云彩和晚飯的土豆可樂餅,還有紙頁間恍惚閃過的、小津安二郞選擇記或不記的眉頭心上,那是活過的、長存的真。

          梁豪:

          我看書有個臭毛病,愛講氣氛,氛圍不對,便想干點別的,比如發呆。疫情兇猛,生活整個換了節奏,對我而言,其實有點不適,至少是不那么適合讀書。尤其是小說,除了工作上馬虎不得的看稿,就讀完一本迪亞斯的《沉溺》。短篇集,寫得殘酷而瀟灑,感覺很像麥克尤恩《最初的愛情,最后的儀式》,都是早熟的處女作,知世故不世故,帶點可愛的匪氣。看譯者,兩本書出自一人。不免多想了些,翻譯向來是門大學問,好的譯者須是極敏感、懂變通、能狠心自我節制的人。也不知兩本中譯本,哪些是作者原原本本的路數,又有哪些是譯者不經意夾帶的“私貨”,竟至暗合。問題想來是個好問題,怪只怪自己看不來原著。

          這段時間心血來潮,把《鄉土中國》又過了一遍,跟當年初讀比,不把它視作類教科書,更覺出當中自然有趣的風度。費孝通先生把鄉土社會的特征講得很通透,自成系統,縝密,不枯燥。我喜歡這樣的文字,談笑間,教化存焉,比很多文學作品的藝術性來得高。看這樣的書,覺得起碼對得住自己的時間。

          偶然的機緣,翻了翻梁左遺作《笑忘書》。梁左寫相聲,本是門外漢,因為沒有套路而龍精虎猛,再轉軌寫小說,倒是染了沒有套路的相聲劇本的套路,局限較大。但這絲毫不影響梁左在相聲界乃至喜劇界的地位,以及作為文人的分量。天妒英才啊。

          驚蟄剛過,正是萬物生長的時候。沒法再躥個兒了,多讀書吧,也是一種自我生長的方式。這是我對自己的勸勉。

          魏冶:

          我住在福建,遠離湖北。武漢封城距今已近兩月,從時間上來算,已經不短,這段時間我的閱讀情況大概如下。

          我有自己的閱讀計劃,疫情期間我的閱讀計劃受到沖擊。原計劃是閱讀俄羅斯長篇小說,無論如何總讀不下去,換情節性較強的通俗小說乃至類型小說,愈發感覺虛無。無助的人總會求助自己熟悉的東西,我開始翻讀舊書,疫情時期的閱讀變成了重讀。我主要重讀《魯迅全集》、脂批《紅樓夢》、崇禎本《金瓶梅》,間雜一些歷史書籍如《萬歷十五年》《歷史三調》等。魯迅的書無論翻到哪里,都能順順當當地讀下去。予豈好辯哉,不得已也,文章雖多,都近于不得不說,由此也對他坐在四合院里鈔古碑的寂寞愈發理解。《紅》和《金》是某種程度上相似的兩部書,瑣碎和日常在這樣的日子里分外相宜。如果有一種文學時間(節奏)的話,這段時期的生活時間(節奏)和這種文學時間越來越接近,常有交錯出入之感。我在閱讀這兩部書時得到了很多安慰。我也翻了一些新書,比如《我心歸處是敦煌》《棉花帝國:一部資本主義全球史》《粵劇史話》等。這些書的特點是多為理智的介紹和分析……在這些與遠隔現實生活的纖細區域里,才能暫時避開網絡信息沖擊的焦慮。

          疫情期間的閱讀,對我而言,感觸最大的不是閱讀的內容,而是閱讀內容本身可能的轉向。如同寫作一樣,在大災難、大的歷史事件之后,從事精神活動的人們往往會有明顯的甚至天翻地覆的改變,閱讀也不會例外。這種轉變不會來得那么快,也許在很久之后,但追根溯源,它的起點會在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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