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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記錄·疫情中的匈牙利 布達佩斯的春疫

          來源:中國作家網 | 余澤民  2020年04月21日06:16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中國政府以及世界衛生組織一直呼吁,世界各國應加強信息共享與多方面合作,共同抗擊疫情,維護全球公共衛生安全。近期,新冠肺炎在世界范圍內的迅速蔓延,我們在繼續做好國內疫情防控的同時,也十分關切、牽掛各國的抗疫情況。為此,中國作家網特邀請在海外的華人作家、翻譯家談談自己在疫情中的生活,以及對當地抗疫情況的觀察與思考。人類是一個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希望作家翻譯家們的這些點滴記載、人文思考,能促成更理性、更深刻的理解與溝通,守望相助、同舟共濟,為這場全球性的“戰疫”貢獻自己的力量。

          ——編者

          在布達佩斯,我已經生活了二十多年,但還從未見過像今年這樣壯美的春日。即便在新冠病毒肆虐的關口,四月的陽光卻少壯而健康,猶如透過金絲編織的篩子漫天灑下的細密的光粉;落在浩浩湯湯、波光粼粼、不見游輪的多瑙河面;落在綠草瘋長、鮮花爆開、罕現人影的瑪爾吉特島;落在因沒有了車水馬龍而變得寬闊空寂的安德拉什大街;落在少了平日常有狗屎、尿臊、煙味和尾氣的窄巷里;落在正從英雄廣場上的紀念柱頂俯瞰空城的加百列大天使的青銅翅膀,以及布達城堡里白得刺眼、為紀念17、18世紀黑死病的三位一體柱上……沒有了人的熙攘喧囂,這座古城顯示出自己另一副宏大、肅穆、的悲憫面孔。

          不見游輪的多瑙河

          或許由于匈牙利特殊的地理位置,狂虐的新冠病毒傳到這里的時間較遲, 3月4日,匈牙利首次確診兩例新冠病毒感染者,兩人均是寒假后回匈牙利讀書的伊朗留學生,分別就讀于醫科大學和農業大學。這讓人聯想到它在二戰中的命運,匈牙利一直保持中立直到1944年春季,結果被希特勒軍隊一夜占領。在今春這場迅速傳播的毒疫里,在歐洲大陸,匈牙利是僅次于黑山的“最后堡壘”(黑山于3月17日被病毒攻陷,歐洲疫情圖徹底紅成一片)。從日期上看,匈牙利的首例要這武漢晚四個月,比歐洲的首例也遲了一個多月,我一度暗自慶幸,以為這里能夠幸免。

          就在出現確診病例的當日,我接到作家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打來的電話,他告訴我說,德國那邊疫情發現迅速,所以他從柏林趕回家“避難”。國內讀者對拉斯洛肯定已不陌生,2015年他獲國際布克獎,被蘇珊?桑塔格稱做“能與果戈理和梅爾維爾相提并論的匈牙利啟示錄大師”,我翻譯的《撒旦探戈》已出版三年。

          拉斯洛在離布達佩斯30公里的一個小山鄉里有一棟木屋,在那里避疫再理想不過,因為全村只有一千人,滿眼是樹林、溪水、春風和陽光。我記得很清楚,那棟房子是90年代中期由著名建筑家揚納吉?伊什特萬設計的,有點日本風格,建它的時候,我還去幫助為原木刷過清漆。對與那棟房子我很有感情,不僅因為多次住過,還因為那是我翻譯生涯的啟蒙地:就在那里,我遇到了多位文學大家,包括諾獎得主凱爾泰斯、大貴族后裔艾斯特哈茲、《垃圾日》作者馬利亞什和德高望重的匈牙利文學革新者麥瑟吉?米克洛什老人,還有后來因抑郁癥自殺的小說家郝佐伊?阿蒂拉和文化周刊《匈牙利之橘》的主編瓦格沃爾基?安德拉什;在那里,我曾跟老漢學家陳國、范凌思、姑蘭一起坐在露臺上看日落,還教過作家的第三任妻子學中文……但是我有幾年沒再去了,因為拉斯洛這些年主要待在美國和德國,很少回來。

          我在電話里說,“感謝”病毒把他帶回來,希望這次他能多住些日子,我們找機會見個面。我告訴他,《仁慈的關系》已經上架,可惜我還沒有看到書,本來計劃3月回京,但現在看來夏天可能都回不去了,但是我聽編輯講,這書在當當網排名進入了前10位,拉斯洛聽了很高興,并若有所思地說一句:“這本書,現在讀它很應景。”我當然贊同他的說法,想來我為這書寫的序,題目就是《他看透了人與人隔絕式的依存》。

          最后我還告他,我已經開始翻譯《抵抗的憂郁》,他說關于這書有話可聊,讓我抽時間去山上做客,當然健康是前提。

          跟拉斯洛通過電話后沒過兩天,匈牙利又出現新的病例,先是一位在匈定居、經常往返于德布勒森和米蘭之間的英國商人,隨后是他的妻子和一位伊朗學生的女友……隔離的人數也相應增多。但是即便如此,當局還是冒了一次險:3月7日布達佩斯的國際旅游展照常舉辦,主賓國正是戰疫正酣的意大利,當時意大利的確診人數已超過六千。

          3月11日,政府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不僅禁止意大利、中國、韓國和伊朗人入境,還封鎖了奧地利和斯洛文尼亞邊境,同時下令大學停課,禁止群體活動。我在羅蘭大學帶的兩位研究生也出于謹慎,建議將三人的輔導課也改成網課,暫不見面;我猜,他們考慮到我在易感群體年齡段的下線吧。其實我并沒有那么緊張,也許是學醫出身的緣故吧,尤其經過對“上半場”疫情的密切關注,我已經能夠理性看待。既然新冠病毒已在全世界流行,徹底消滅掉不大可能,因此早感染也有早感染的好處,總比年過六十再拼個體免疫力要強。當然,若能很快研制出疫苗或特效藥,那是另一回事,但根據現在的信息看,沒那么容易。

          布達佩斯居民住宅前貼出號召減少不必要出行的黃色告示

          也從這天開始,布達佩斯所有樓門上都貼出一張黃色告示:號召居民減少不必要的出行,留在家中。內容很簡單:“預防病毒感染,請您留在家中!保重自己,保重彼此!(熱線號碼)”。雖然這并不是法令,也無人看守,但街上的行人立即少了;市民們大都能自覺地守規。那些天我經常午夜散步,在城中疾走,享受風雨欲來前美好的沉靜。

          兩天后,3月13日,中小學和幼兒園也被告知停課,這涉及到我兩個年幼的孩子。于是,我們跟所有家長一樣迅速調整心態,開動腦筋,考慮怎么能在狹小的空間里消耗掉他們旺盛的精力?怎么能迅速進入小學教師兼幼兒園阿姨的專業角色?

          3月15日,疫情出現新的轉折:十天里,確證病例增加到32人,并出現首個死亡病例(一位75歲的布達佩斯老人死于新冠肺炎)。對匈牙利人來說,這一天還是重大的節日——紀念1848-1949年匈牙利自由革命的“民族獨立節”,當地華人稱之為“裴多菲節”。每年的此日,定會舉辦盛大集會,但今年例外,只在國會大廈前舉行了簡單的升旗儀式:現場只有總統、議長兩人和儀仗隊士兵,既沒民眾圍觀,也無官員隨行,歐爾班總理都沒露面;鏡頭里,總統掏出白手帕擤鼻涕,指揮官忍不住輕聲咳嗽。晚上的音樂會照常,但沒有觀眾,電視臺直播,就像一次樂隊彩排。我家一位老鄰居搖頭感嘆:即便在戰爭期間,節日也沒這么冷清過。

          轉日,匈牙利就果斷地封了歐盟海關,等于封國,只允許匈牙利籍人進入邊境,即使像我這樣的定居者一旦離境,也無法再返回。我暫時死了回國的心,好在國內大學推遲開學,我即便趕回北京也無法授課,于是著手準備網課。

          在這期間,我只會過一位朋友,即猶太裔的小說家桑托?T?伽博爾,我剛剛翻好他的短篇小說集《1945》,將由外研社出版,十五年前我就在《小說界》雜志里介紹過他。他的作品主要聚焦于大屠殺后的猶太人主題,有的相當深刻。《1945》已于2017年拍成了電影,在美國、德國、以色列、澳大利亞和匈牙利的多個電影節上獲獎,內容是對大屠殺題材新的開掘,將從集中營幸存下來的猶太人回鄉引發的恐慌,壓抑而震撼。伽博爾得知我已將譯稿發給了編輯,興奮地忍不住試探著問我,愿不愿跟他一起喝杯咖啡?他想把他的長篇新作《歐洲交響曲》送給我,當然,他也誠懇地向我說明,他已閉門寫作半個月,肯定沒染病毒,并說他女兒在意大利讀書,他很擔心……當然,如果我有顧慮,他也能理解,我們可以等疫情過后再約。

          “沒問題,你哪天方便?”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并補充了一句,“我也肯定沒感染!”我跟他約在李斯特廣場的咖啡館,而且選擇室外的咖啡座,當我遠遠看到他坐在那里翻著書等我,沒有戴口罩,我也立即把口罩摘掉,揣進兜里,基于朋友的信任與尊重。說到這兒我想舉一個例子,當第一架載滿匈牙利政府從中國購買的防護用具抵達布達佩斯時,匈牙利總理和中國大使親往機場接機,兩個人都沒戴口罩,當然在場的其他人也沒戴……有當地華人在微信中譏諷,表示不解,但我相信雙方肯定就戴口罩的問題進行過溝通,有意在記者們面前以這種“默契”表達兩國間哥們兒般的尊重和信任。

          要知道,直到三月下旬,匈牙利都極少有人戴口罩,首席醫療官穆勒?塞西莉亞女士多次表示,“健康人不用戴口罩”,因此受到華人的不解和嘲笑。我想,匈牙利在戴口罩的問題上跟歐美其他國家原因類似:一是習慣問題:只有病人才戴口罩,防止傳人;不像亞洲人那樣,霧霾養成了全民戴口罩的好習慣;二是觀念問題:意大利和瑞士都發生過這樣的事,議員戴口罩出席會議,遭到同僚的嘲諷甚至轟趕,認為沒病戴口罩會傳播恐慌;三是專家問題:歐洲專家更強調洗手,認為非專業人員戴口罩,未必能達到預想的效果,甚至造成安全的幻覺,反而易因大意而感染;四是環境問題:在露天人少的地方,戴口罩的效果確實不大,鐘南山院士都這么講;在疫情下的布達佩斯街上,與他人保持幾米以上的距離并非難事,但進商店或乘公車肯定應該戴;五是口罩奇缺,我想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有多位專家明確表示,不反對普通人戴口罩,只要不跟醫護人員搶口罩……口罩緊缺,是全世界的問題。

          最近華人間流傳一個段子,“中國打上半場,外國打下半場,海外華人打全場”,我太理解其中苦澀的幽默。想當初,中國疫情吃緊的時候,全世界華人行動起來,掃空了各國藥店和庫存的口罩、隔離衣和防護鏡寄往國內,匈牙利華人也是如此;另外,不僅匈牙利政府組貨援助,來自民間的支持也不少,有個消息很感動我,一個名叫塞繆爾的匈牙利年輕人將97公斤口罩“人肉”背到中國。當時,北大校友會的老師也托我在當地搜尋貨源,一位在政府工作的匈牙利朋友遺憾地告我,他們連監獄里的犯人都組織起來做口罩,但“老鼠的奶喂不飽大象”……那時候,我們做夢也沒想到,疫情會迅速地橫掃歐洲,匈牙利也出現了“口罩荒”,當地藥店里買口罩要預定,限量,而且一次性口罩的價格從40福林漲到800福林,許多窮人是戴不起的。從某種角度講,我們對當地人感到歉疚。

          直到3月31日,在政府宣布“禁足”后,穆勒女士才松口說,“健康人也可以戴口罩”,然而現實是“一罩難求”,政府首先要保證醫院和街區診所醫護人員的防護問題,普通人很難搞到口罩。歐爾班總理帶頭在家里自制口罩,即便有人說是“政治秀”,但也說明了“口罩荒”的無奈現實。

          舉一個例子,外研社跟匈牙利的科舒特出版集團合作在布達佩斯設立了一個“中國主題圖書編輯辦公室”,為了表示關切,從北京給辦公室的同事寄來些口罩,但由于所有人都缺口罩,所以科奇什?安德拉什總裁決定,將收到的口罩在集團里均分,每個員工只能分到四只,我也一樣。每次出門購物回來,我都會把一次性口罩晾在通風的儲藏間里,像晾襪子似的掛成一串,間隔幾天倒換著用。直到近日,首席醫療官才再次松口,要求搭乘公車的人戴口罩。總之,戴口罩的問題在中國不是問題,在歐洲是,所以我抱的態度是:理解當地國情,尊重當地人習慣,但在不突兀的情況下我自己會戴,為了增加自己和家人的安全系數。

          余澤民在布達佩斯老城

          3月27日,匈牙利宣布《限制出行令》,次日生效。聽到新聞后,我立刻戴上口罩,拎著相機,在空得能聽見回聲的老城里暴走了一圈,一是為拍一些商鋪或機構貼出的告示為遠在北京的北二外學生準備網課內容,二是想拍下這難得空曠的街道、廣場留做記憶,三是“最后”再自由地散一次步,鬼知道哪天才能解除禁令。

          當時,我們進入“緊急狀態”已經兩周,從意大利、西班牙傳來的可怕消息足以讓市民們留在家里,所以街上人很少,散步既安全又愜意。街上能看到的行人臉上并無恐慌,情人照樣牽著手,年輕人騎車或滑板,老人拎著沉甸甸的購物袋孤獨地行走,偶而還能遇到一兩個膽大的觀光客……但是能夠感覺到各自的謹慎,兩個人迎面走近,總會有一方主動繞開。中央郵局和藥店門口都排有“長隊”,實際隊長人少,因為人與人的距離自覺保持兩米左右,一家計算機店將柜臺搬到了店門口,以避免顧客進入封閉空間;在一家超市門口貼了張告示,提示每天上午9點到12點,只接待65歲以上的顧客,以減少老年人的感染風險,顯得很有人情味。

          休業的亞歷山大書店

          西火車站正常運營,乘客大多戴上了口罩,有兩位身穿防護服的工作人員拎著罐子和噴頭在做消毒;路過火車站斜對面的亞歷山大書店,我讀到一張措辭很文藝的休業通告,立刻拍了下來,回頭作為翻譯練習發給學生:“……我們相信:在這段艱難時期,書籍會為您提供世界上的快樂與享受,想來精神的健康至少跟身體的健康同樣重要。不要忘記:雖然您現在不能走向世界,然而世界能夠走向你。”

          最后有一句最可愛,“您在自己購書的同時,您的所愛之人也能因為您而享受一本精美的圖書”,說白了,就是“買一送一”的圖書促銷,居然寫得如此文縐縐地沒有商業味,急性子的商人看了肯定無法理解,會說這家書店經理的腦筋有問題!這讓我想到我的一位匈牙利作家朋友裴特爾斐?蓋爾蓋伊常愛說的一句話:“我是我的第三任妻子的第四任丈夫。”聽得讓人腦袋轉筋,但并非玩笑。歐洲人啊,還是骨子里的浪漫。

          散步到瑪爾吉特橋頭,燦爛的陽光下,望到多瑙河上那座柳葉型的綠島上仍有不少鍛煉的人,不過沒必要過分擔心,因為那座島很大,沒有住家,鍛煉者能相互保持很遠的距離。想來明天之后,這里也將變得靜悄悄,變成野鴨和水鳥的天堂。

          路過國會大廈,正趕上傍晚的降旗儀式,四名彪悍的軍人平抻著國旗的四角,在一位軍官的引領下正步走向議會大廈的側門,皮靴鏗鏘落地,在廣場上發出空空的回響。在國會大廈斜對面是農業部大樓,長廊的柱子上能看到56年留下的彈孔。我一邊走一邊在腦子里演繹明天后的慘象,就像托馬斯?曼在《威尼斯之死》或加繆在《鼠疫》里描述的那樣:街上將有越來越多的人倒臥在地,我們不得不將自己放逐在家中。

          寂靜的李斯特音樂學院

          《限制出行令》生效后,要靠市民們自覺地執行,政府能做的只是立法制約:對于違法聚眾或違規出行者可罰款50萬福林,對于嚴重違反隔離規定的人可以判刑3年,已有十多名伊朗人因違規而被驅逐出境。嚴厲歸嚴厲,但由當地的國情和制度決定,“禁足令”也并非絕對禁足,比如說:允許出門購買食物和生活必需品;允許看病,遛狗,個人鍛煉(但不能結伴,最好在綠地);允許家庭范圍內的結婚和葬禮;允許父母履行對子女的責任;考慮到老年人是高危人群,超市和藥店午前只接待老年人。不僅超市和藥店正常開門,許多服務型行業也能有條件地營業,餐館和咖啡館只做外賣……前天,我去一家體育用品店給兒子買了一套弓箭,還去了一家樂器行給女兒買了一支譜架。我想,政府沒有一刀切地要求全部停業,一是想盡量減少對市民正常生活的影響,二是想盡量減少失業,畢竟是小國,承受不了過大的經濟沖擊。此外,政府還推出一系列幫助企業和個體度過難關的稅務優惠,并跟銀行談判推遲還貸時限等,總之市民的情緒暫時穩定,支持政府的舉措,并沒有太多的譴責的不滿。

          “禁足”期間,雖然實體店受挫,但網店和快遞業意外地獲得了發展機遇。這幾日,我接連收到幾件快遞,包括曾獲“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的漢學家巴爾迪?拉斯洛從佩奇寄來的關于絲綢之路研究的三部專著,還有《平行故事》的作者納道什?彼得寄來的新作——將近五百頁的散文集《萬物之樹》。納道什?彼得是每年諾獎的熱門候選人,我翻譯的《平行故事》三部曲已在臺灣出版,簡體版將由世紀文景推出。我接到書后,分別跟兩位老先生通了電話,巴爾迪希望有一天我能騰出精力和時間閱讀并翻譯他的著作,他說他很關心中國的發展和一帶一路的政策;納道什則關切地詢問我們在首都的“禁足生活”,問我什么時候能去貢姆伯塞格看他?他住的小村莊要比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住的那個還要小,村民只有37人,名副其實的世外桃源。

          說老實話,禁足不禁足對我個人的影響并不很大,想來平時我也是閉門在家,翻譯,閱讀,寫作。如果說有影響,是我自從武漢封城后就變成了“手機控”,關注國內疫情占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可以說是“被一股近乎自虐的參與感和一種泛濫的責任感驅使著”,以至于打亂了習慣的作息。其實也并非真的不能克制,而是不想克制,在不克制中找到與遙遠家鄉的共存感。“前半場”時,我關注北醫校友們轉的學術帖子,關注中國作家對于疫情的記錄,現在進入了“后半場”,關注歐洲的疫情和歐洲人寫的記錄文字;當然我自己也寫,寫災難時期對世界的觀察、內心的感受和喑啞的撕裂感。

          掐指算來,我在布達佩斯“禁足”已一個多月;前兩天國會投票,已將政府頒布的《限制出行令》無限期延長,延到什么時候?只有病毒知道。每天,當我推開家門從屋里出來,站到朝向封閉式庭院的懸廊上,我的第一個下意識的動作就是抬頭仰望,將視線投向盡可能的高處,投向那塊被割成矩形了的藍色天空,屏住呼吸,靜靜地享受這片刻襲來、已經熟悉了的生理眩暈。想來囚徒放風,也大抵如此。

          今天是4月20日,匈牙利的確診數已達1984人,死亡共199人,死亡率約10%!已有三家養老院遭到病毒攻擊,僅其中一家就有上百人感染……我在政府網站上看到這樣一條消息:生物信息學家奈普斯?托馬斯基于對全球疫情數據的分析研究,預測匈牙利將在7月11日達到高峰,感染者可達81萬人(天哪,我覺得這個數字有點恐怖,匈牙利的全國人口還不到一千萬)!可能十月份才能恢復生活的平靜。這消息實在令人絕望,現在武漢已經解除封城;意大利的疫情開始緩解;德國衛生部長表示德國的疫情已在“可控”之中……莫非輪到我們來打“下半場的下半場”?

          為了抵抗這個不安的念頭,我搬出法國哲學家翁弗雷的一段話勉勵自己:“對很多人來說,獨自生活是件難事。那些喜歡在熱鬧、喧囂、騷動、混亂環境中生活的人特別害怕寂靜和和孤獨。對我來說,我可以自在地獨處,享受在完全安靜和孤獨的環境下讀書和工作的狀態……對那些心里很空虛的人來說,這種隔離就格外可怕了。”疫情繼續,我也得繼續修煉,要徹底成為他所說的那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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