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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以正確價值觀書寫“抗疫”故事

          來源:文藝報 | 張培忠  2020年04月20日08:50

          新冠疫情正席卷全球。它的源頭在哪里,怎么滋生的,人們不清楚;它還將肆虐多久,如何發展,人們還是不清楚。遽然發生的災難,給國際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乃至科技、教育、公共醫療、人民生活等帶來山呼海嘯般的沖擊,更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

          疫情已經深刻地改變世界,也必將深刻地影響文學。

          新冠病毒是人類共同的敵人,新冠疫情在考驗著各國的施政和人民的應對。面對神秘莫測的敵人,面臨空前嚴峻的大考,廣大作家和文學工作者需要以正確價值觀為指導,汲取歷史經驗,應對時代難題,肩負時代責任,發揮獨特作用。

          歷史上的瘟疫與“瘟疫”書寫

          人類文明的歷史是一部荊棘叢生、災難深重的歷史,是一部焠火成鋼、生生不息的歷史,更是一部在瘟疫中穿行、在沉疴中奮起的歷史。據史書記載,我國從西漢以來的2000多年,先后發生過300多次瘟疫,可謂十年一大疫、三年一小疫。因此,疾病,特別是為害甚烈的傳染病,在人類歷史變遷和文明發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是人類歷史的基本參數和決定因素之一。記載瘟疫最古老的文獻是公元前13世紀中國的甲骨文,安陽某王卜問道:“今年有瘟疫嗎?它會致死嗎”;三國時曹植在《說疫氣》一文中,對瘟疫之慘烈作了驚心動魄的描寫:“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或以為疫者,鬼神所作。人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荊室蓬戶之人耳!若夫殿處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門,若是者鮮焉。此乃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而愚民懸符厭之,亦可笑也。”這篇疫文,出自才高八斗的曹子建之手,既極寫瘟疫之慘狀,又觸及社會之弊端:貧者禍而富者安,更有對瘟疫源頭的追索:鬼神所作,或陰陽失位,或寒暑錯時?表現了詩人對幽冥世界和自然人倫的深邃叩問。

          瘟疫對西方的襲擊更加深重而慘烈。據西方史料,最早有文字記載的傳染病是公元前430年至公元前427年在雅典發生的瘟疫,這次瘟疫使雅典的軍隊和希臘城邦的居民死亡四分之一。而《圣經》對瘟疫也有確鑿的記載,摩西降生于埃及的瘟疫中,當時即有“人畜傷口化為膿皰”的癥狀,以及那場一夜之間“在亞述軍營殺死18500人”的致命天譴。1347年至1353年,在歐洲大流行的“黑死病”是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瘟疫。所謂“黑死病”,是由鼠疫桿菌引起的自然疫源性烈性傳染病,因患者皮膚呈現黑斑,故名。據統計,黑死病在全球范圍內造成7500多萬人的死亡,其中歐洲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人口死于這次瘟疫。薄伽丘的《十日談》就是以這次疫情為背景,敘述了七女三男在意大利佛羅倫薩郊外隔離的10天內講述的100個故事。在這些故事中,薄伽丘強化了對生活的認識,捍衛了生命的尊嚴,彰顯了人生的價值,體現了文學在瘟疫災難中的心靈撫慰作用和精神鼓舞作用。600多年以后的今天,新冠肺炎在全球肆虐,意大利又成為全球最嚴重的疫區之一,吊詭的歷史重現驚人相似的一幕,不禁使人們對大自然的詭異和人世間的災難產生敬畏之心和悲憫之情。而對生命和自然的敬畏與對未知的探索和書寫,正是文學需要抵達的地方。

          以正確價值觀為指導書寫“抗疫”故事

          高爾基在《論文學》中指出:“文學從來不是司湯達或列夫·托爾斯泰個人的事業,它永遠是時代、國家、階級的事業。”文學作品是作家思想和情感的外化,是作家人生觀和價值觀的體現。當前,全球已有200多個國家卷入新冠病毒引發的疫情,數十億人口正備受煎熬,新冠疫情已成為對全球人口影響最大的衛生危機和公共事件。

          大疫面前,誰都無法置身事外。面對這樣一個看不見摸不著卻又無處不在的兇殘敵人,廣大作家和文學工作者如何介入,如何應對,如何彰顯作家的獨特價值,既是對作家能力水平的檢驗,是對作家擔當作為的考量,更是對作家精神品格的測試。

          既要直面疫情危機,更要懷抱必勝信念。習近平總書記于2月23日《在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部署會議上的講話》中鮮明地指出:“這次新冠疫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我國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我們來說,這是一次危機,也是一次大考。”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武漢告急,湖北告急,舉國震動,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受到空前威脅,改革開放的豐碩成果有可能得而復失,在百年未有之大危機面前,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審時度勢,果斷決策,迅速打響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控制了疫情,恢復了生產,解封了武漢,取得了明顯的階段性成效,充分彰顯了我黨執政為民的先進理念和我國集中力量抗擊疫情的制度優勢。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在危機面前,我們的作家要保持戰略定力,始終與國家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堅定地聽黨話、跟黨走,始終以手中的筆為民鼓呼、為黨分憂、為國奉獻,不斷增強人民克服危機、浴火重生的必勝信念,只有這樣,作家這支特殊的隊伍,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中才不會缺席、沒有失語,才能在大戰中踐行初心使命,在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

          既要檢視中國,更要關注全球。疫情暴發時,黨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政治智慧,果斷出手,對武漢城市交通進行管控,對湖北人員進出實施限制,對其他地方采取群防群治措施,這一系列措施,從源頭上最大限度切斷了病毒的傳播渠道,第一時間向世界分享了病毒全基因組序列,為全世界其他國家疫情防控贏得了寶貴的時間,這在中外疫情防控史上,是一個空前而偉大的壯舉。當前,中國的疫情已得到控制,但仍然面臨如何邊防控、邊復工和“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的風險。疫情沒有國界,人類同此涼熱,就在中國防控形勢不斷積極向好的同時,疫情在全球多點暴發,從全球看,目前疫情“震中”在歐洲,特別是西班牙和意大利,現在還包括德國、法國、英國;而形勢最嚴峻的是美國,最近以來每天都以一兩萬例的速度在增加;還有人口眾多的印度,疫情發展很快,如果在衛生條件極差的貧民窟里傳播,后果將不堪設想。我們的作家,要關注本國疫情,講好抗疫故事;要以文學的方式,繼續投入防疫抗疫的偉大斗爭,引導和激勵人民群眾高度警惕麻痹思想、厭戰情緒、僥幸心理、松勁心態,不獲全勝決不輕言成功。作為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負責任的大國,中國已向有困難的國家派出了援助醫療隊進行技術指導,向世界積極分享中國經驗、貢獻中國方案,并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質支持,包括呼吸機、口罩、護目鏡和其他防護物品等,體現了偉大的人道主義情懷和國際主義精神,這些都是作家書寫抗疫故事的寶貴題材,也是講好中國抗疫故事的組成部分,我們的作家要迎難而上,積極創作,以真實生動的抗疫故事講述中國精神,展現新時代的中國形象。

          既要識其小,更要識其大。中華民族是一個歷經磨難、不屈不撓的偉大民族,從來沒有被摧毀過、被壓垮過,而是愈挫愈奮、越戰越勇,不斷在磨難中成長,在磨難中奮起。這場突如其來、前所未有的疫情,對于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是一次空前的大考。在這場大考中,我們的干部隊伍總體上是好的,是經受住考驗的,但也有少數干部表現不佳甚至很差。習近平總書記在“2·23”講話中指出:“有的不敢擔當、不愿負責,畏首畏尾,什么都等上面部署,不推就不動;有的疲疲沓沓、拖拖拉拉,情況弄不清、工作沒思路;有的敷衍應付、作風飄浮,工作抓而不細、抓而不實,仍然在搞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有的百般推脫、左躲右閃,甚至臨陣脫逃。”“在這次應對疫情中,暴露出我國在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等方面存在的明顯短板,要總結經驗、吸取教訓”。習近平總書記以刀刃向內的非凡勇氣,以振聾發聵的金石之聲,警示干部隊伍要擔當作為,關鍵時刻要沖得上去、危難關頭要豁得出來。作家如何面對這樣的現實,如何把握這樣的題材,這對作家也是考驗。在這場與疫情的賽跑中,黨中央當機立斷,砥柱中流,充分彰顯了黨的力量、人民的力量、科學的力量、制度的力量、信念的力量,體現了中國擔當、中國作為,為各國防疫工作樹立了新標桿,為國際社會樹立了良好典范。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充分肯定中國為遏制疫情作出的“了不起的努力”“不僅有利于中國人民利益,也將為世界作出重要貢獻”。這是中國抗疫的主流和方向,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作家在把握我國的抗疫題材時,既要實事求是地分析我們的“短板”和“不足”,要“識其小”,更要客觀公正地評價我們的“貢獻”和“優勢”,要“識其大”,防止抓住一點,不及其余,更要避免一葉障目,以偏概全。

          既要避免認識誤區,更要克服傲慢偏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是人類同疾病不期而遇的一場全新戰斗。面對全新的敵人,人類茫然無知,病毒從何而來,如何傳播,還將肆虐多久,疫苗何時能研制出來,今后是否每年常態化地發生,如何防止全球經濟崩潰等等,這些問題都懸而未決,為真正有效防控帶來不確定性,特別是疫情仍在世界各地更大面積地傳播,且呈現愈演愈烈之勢,這些都可能構成影響全球政治經濟走向和發展格局的新疫病模式。這對中國是極大的挑戰,對世界也是極大的挑戰。中國的疫情雖然得到有效控制,但危險仍然存在,只要世界各國疫情蔓延的勢頭沒有得到遏制,只要疫苗還沒有及時研制出來,我們的警報就不能解除,我們的防疫抗疫工作就不能掉以輕心,更不能麻痹大意,否則就將前功盡棄,因為最終戰勝疫病的武器不是醫療而是疫苗。病毒不分國界、不分種族,但世界范圍內的傲慢與偏見仍然存在。疫情之初,有的人居然說,新冠肺炎是黃種人的病,白種人不會得,言猶在耳,本國的疫情便暴發起來;有的國家則一直揪著“新冠病毒到底是哪個國家的呢”這個問題大作文章,該國媒體還說中國是“亞洲病夫”,領導人在新聞發布會的講稿中把“新冠病毒”故意稱為“中國病毒”。武漢實施管控時,一些西方媒體鼓噪這種做法侵犯人權,等到這些歐洲國家被病毒“攻陷”后,卻紛紛仿效武漢的做法。可見,偏見比病毒更可怕。因此,作家要克服種族的偏見、文化的偏見、制度的偏見,以誠實的態度面對病毒,尊重自然,尊重科學,尊重規律,以辯證的方法揭示人與自然的關系,以科學的精神探尋病毒來源、傳播機理和途徑,密切跟蹤病毒變異情況,為早日揭開病毒的神秘面紗作出應有貢獻。

          作為作家,還要注意克服文體偏見。一些作家沒有來由地認為,創作虛構作品比創作非虛構作品更加高級、更為優越。事實上,文體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任何文體都有可能創作精品,也有可能產生贗品,關鍵是創作主體灌注了何種人生內容。美國非虛構作家卡波特的《在冷血中》,不僅僅是一堆紀實材料,而且幾乎是一部道德寓言;另一位作家梅勒的《邁阿密與芝加哥的圍困》,則創造出一種新聞寫作中不同尋常的隱喻的統一。而白俄羅斯作家阿列克謝耶維奇,用與當事人訪談的方式寫作紀實文學,記錄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阿富汗戰爭、切爾諾貝利事故、蘇聯解體等重大事件,創作了《二手時間》《戰爭中沒有女性》《鋅皮娃娃》《切爾諾貝利的回憶》等,這些作品在真實講述的同時從宏觀和微觀上呈現出一個重要的時代,一個社會的變動,為這一段影響深遠的歷史賦予了人性的面孔,遂于2015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因而,真實地記錄抗擊疫情,用作品凝聚人心、鼓舞士氣、助力抗疫的非虛構作品與反思災難、撫慰民心、推己及人的虛構作品具有同等的價值。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藝創作如果只是單純記述現狀、原始展示丑惡,而沒有對光明的歌頌、對理想的抒發、對道德的引導,就不能鼓舞人民前進。”創作反映當下的抗疫作品,作家必須以正確的價值觀為指導,以樸素的筆觸雕刻沖鋒陷陣的醫務工作者仁心仁術、大醫精誠、救死扶傷、舍身忘家的英雄群像,弘揚奉獻精神,表彰英雄主義,凝聚正能量,提振精氣神,為打贏這場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發揮文學作品獨特的精神鼓舞作用和心靈撫慰作用。在抗“疫”斗爭最吃勁的關鍵時刻,作家要深入一線、深入生活,下苦功夫,扎扎實實講好抗疫的故事、人民的故事、時代的故事、中國的故事,彰顯中國精神,體現中國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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