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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江怡:新媒體語境下文學批評的重構

          來源:《創作評譚》 | 江怡  2020年04月21日08:51

          進入新媒體時代以來,文學批評遭遇了一系列挑戰。首先,作為批評對象的文本呈現出一種駁雜性,以互聯網和移動終端的普及為基本特征的新媒體語境,催生了新的文學生產和文學構成。在經歷了對“80后”青春文學的集體失語之后,面對后來居上且受眾更廣、聲勢更大的網絡文學,批評界并未建立起一套對新的文學生態的完整的、與批評對象體量相當的闡釋。與此同時,新的文學批評樣態,即媒體批評和網絡批評,以通俗易懂的批評視點、高效輻射的傳播方式,對傳統文學批評產生了巨大沖擊,傳統文學批評對文學價值判斷、文壇風潮引領、文學史建構的影響力大大削弱,傳統文學史的書寫方式正在發生著一次重大斷裂。這不僅是批評界的問題,而且是整個人文科學領域的問題。一個新的知識型亟待建立,只有依靠這種新的構型,人類才能夠在新的知識空間內“產生經驗認識之各種形式”[1],文學批評的問題才能得到解決。

          在這種背景下,一些批評家將批評的視域擴展到了新的文學樣態,嘗試與新的寫作群體和新的文學范式對話。然而,對于新的文學批評樣態,尤其是網絡批評,批評界的回應卻稍顯薄弱。一方面是由于此類批評往往緊隨文化熱點,見諸網絡媒體和娛樂報端,呈現出強烈的商業化和個人化傾向,并跟隨其載體迅速更生的運作方式而旋生旋滅,不易做出系統化的梳理和整合,因此極難做出有效回應。不少批評家只是粗暴地將此類批評置于學院派的反面,將其作為傳統文學批評的對讀物,只取其大概印象,而不注重具體的現象分析。

          事實上,隨著網絡媒體的不斷發展,尤其是以移動終端為依托的應用程序的蓬勃生長,功能愈發細化、分工愈發明確的社交媒體已為不同興趣群落提供了相當穩定的聚居地。最初的社交媒體主要強調時效性和交互性,如百度貼吧,用戶雖然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創立不同的貼吧,并在其中發帖討論,但平臺默認依照最新回復時間顯示帖子,因此,用戶針對某一話題的討論往往呈現出碎片化和短效性的特點,隨著時間的推移,新內容不斷覆蓋舊內容,處于大眾視野之內的文本始終處于流動之中。然而,隨著后現代社會和全球互聯網的飛速發展,整體性的大眾的概念逐漸喪失其所指,并被文化分眾這一能指所取代,網絡創造出了大量的趣緣社群。當代人已經學會并且習慣了在不同的社交平臺上采取不同的面目、談論不同的話題、以不同的表達方式和思維邏輯發出行動,并在其間切換自如。人們在微博上關注娛樂八卦,在虎撲上談論體育明星,熟練地游走在不同的社群秩序之中。對于文學閱讀者而言,豆瓣成為他們的聚集之所。

          豆瓣創立于2005年,到2012年,注冊用戶突破一億。豆瓣專注于電影、圖書、音樂等文藝領域,顯示出一種大眾中的小眾性。自創立以來,其受眾群體并未呈現出爆炸式的增長態勢,而是以極強的用戶黏性保持著穩定發展的勢頭。豆瓣不以時間軸為內容構成的唯一邏輯,而是同時采取了口碑積累的模式:針對不同的書籍和電影作品,用戶可以在一到五星之間打分,豆瓣不斷更新作品分數,作品得分高低和打分用戶數量,構成了豆瓣評價系統的基礎。

          通過這套體系,豆瓣完成了一個賦權的過程,數量龐大且清晰可見的讀者評分構成了一套新的文學體系。這一體系在由政治權威、文化機構、學院體制三者聯合實現的自上而下、從精英到大眾的經典文學批評秩序之外,建立起另一種權威性,一種與新媒體語境緊密相關的、建立在大數據基礎上的權威性。動輒上萬甚至數十萬、上百萬的評分人數,不言自明地向大眾展現了這一體系的參考價值。據此產生的“豆瓣TOP250圖書”作為一個新的經典文學序列,成為大眾選擇閱讀文本時的重要參考。對于這套評價體系而言,新媒體的時效性在最大程度上被削弱了,大眾的評論不再是旋生旋滅的,而是獲得了逐漸沉積和自我篩選的土壤,被認為有價值的網絡文學批評被大眾合力托舉至網頁頂端,彰顯出不容小覷的批評權力。在此背景下,我們無法也不應忽視這一評價系統的價值,而是需要與其建立一種有效溝通,并在此中尋找傳統文學批評在新媒體時代更新自我的可能。

          在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里,批評界所能體認到的讀者的文化選擇,幾乎僅僅來自傳統紙媒發布的年度暢銷書排行榜,讀者有購買行為卻無文化表達。在今天的新媒體語境下,原本人數眾多卻幾乎處在失語狀態的文學閱讀者,獲得了通過移動終端做出自己文化表達的可能。既然新媒體賦予了大眾書寫另一部文學史的權力,作為傳統文學史構建者的我們當然不免追問:這部文學史是不是對經典文學的徹底顛覆?是否將摧毀我們已有的文學評價標準?是不是一次帶有強烈民粹主義色彩的審美降級?而作為這一新的文學體系的先聲的豆瓣,是我們可以進入考察并對以上問題做出回答的重要資源。

          事實上,眾多經典當代文學作品,在豆瓣上依然保持了較高的評價,尤其是一二十年前的一些作品,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讀者的積累,已經獲得了相當穩定的大眾評價。以余華為例,在豆瓣上,超過34萬人對《活著》一書做出評價,評分達到9.4分,無論是就評價人數還是評分而言,都超過了絕大多數經典文學作品和網絡文學作品。也許《活著》是一個幸運的個例,因為該書的寫作方式和內容對于各種層次的讀者來說都是好讀的、可以共情的,那么對于莫言作品的豆瓣評價就更有代表性一些。盡管在短評區,不少讀者表達了“故事狗血”“敘事好亂”“太鄉土”等種種負面評價,但是由于評分人數的疊加,莫言的幾部重要作品,如《檀香刑》《豐乳肥臀》《生死疲勞》等,還是獲得了8分甚至8.5分以上的評價。而對閻連科、劉震云、王安憶、賈平凹等其他當代文學重要作家作品的評分,也大致保持在這一區間之內。而大部分暢銷書卻無法獲得8分以上的評價,基本在7分左右徘徊。在豆瓣發布的“豆瓣TPO250”圖書榜單中,就中國當代文學而言,經典文學和網絡文學各自占據了一部分比重,單從評分上來看,經典文學作品并未在新媒體引發的文化權力的轉移中喪失其位置,而是成為新的文學體系的堅實組成部分,借用吳俊的說法:“傳統經典的地位不是被完全地取代,而是發生了位移。”[2]

          對讀豆瓣中針對不同作品的高贊長評,可以發現,讀者采取了兩套差異極大的評價標準。一部分評論傾向于從讀者自身的閱讀感受出發,以隨筆或者漫談式的筆調,講述文學與自身建立的情感聯結,表達文學所觸及的自我生命體驗,這些評論是極其個人化的。雖然文學仍處于評論的初始位置,但評論者的個人表達卻在不斷膨脹,并最終喧賓奪主。在這類評論中,文學更多地發揮著一種撫慰性功能,讀者對文學作品本身的價值并不苛求,高分可以輕易地被給出。這些評論采取了一種極為寬容的態度。以青春文學為例,在《陪安東尼度過漫長歲月》一書的長評中,幾乎所有評論者都提到了“陪伴”一詞,他們紛紛對作者表示感謝,感謝這些簡單文字曾帶給他們青春歲月的一點溫暖。而以傳統文學批評的角度來看,這本在豆瓣上超過5萬人評價、評分達到8.2分的暢銷書,不過是一篇行文不著邊際、甚至沒有一個標點的個人日記。

          另一部分評論則更接近于傳統文學批評,評論者專注于文學本身,指出作品在內容、語言和技巧上的優點或不足。雖然其中不乏借著一點才情、三分筆力就漫天鋪陳、毫無節制的感性評論,但頗具學理性的批評也不在少數。一個頗為有趣的現象是,不少出自專業人士之手的文學批評,在豆瓣長評區同樣可以獲得高贊置頂。在莫言的長篇《蛙》的評論區,獲贊最多的是一篇名為《歷史如何反思,談莫言的蛙》的長評,這篇批評出自學者李松睿之手,是一篇標準的學院派批評。然而,在這篇長評下的互動區,許多讀者紛紛留言表示,第一次從這篇批評里得知“生命政治”的概念,作者的分析對自己重新思考這部作品很有幫助。這一現象向我們顯示,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絕不是與大眾天然隔絕的,兩者之間的壁壘事實上來自對話方式的匱乏,而新媒體將為其提供一個紓解的機會。

          這兩套并行不悖的文學評價標準無疑是極具啟發性的,它們昭示了新媒體時代的重要精神,即一種多元并行的邏輯。那些完全個人化的、不能成為批評的批評,不過是后現代社會文化邏輯的一個面向。這套邏輯“強調花銷和占有物質”[3],而文學作為一種特殊的物質,和其他消費品一樣,始終處于生產和消費的永恒鏈條之中,對文學的批評不再是對文本的評價,而是對這一消費過程的評價,更接近于一種用戶體驗。當一部作品填補了讀者的情感需求,以某種方式完成了對讀者的撫慰之后,它的使命就到此結束了。這是一個“每個人都面臨個人決定的社會”[4],每個人都有權對文學做出與文學無關的評價,這一權力不受任何權威的約束,是新媒體時代賦予大眾的諸多民主權力之一。

          而另一方面,新的文化邏輯的建立不意味著傳統文化邏輯的崩塌,也不意味著我們要放棄對真正的文學、真正的批評的堅守。事實上,新媒體時代的民主性在于,并非只有一種文化邏輯可以存在,也并非只有一種文化邏輯可以成為主流,主流與支流、明渠與暗河之間的界限早已被時代消解了。豆瓣上的學理性批評對我們講述的是另一個故事,大眾與傳統文學批評并不是隔絕的,也許曾經因為權力關系的對比、知識譜系的差異,大眾很難進入到專業的文學批評語境中,但是在今天,新媒體以勢不可擋的姿態對此完成了“破壁”。互聯網和數據庫的發展幾乎賦予了每個人平等獲取知識的權力。當精英和大眾之間的知識屏障被打破,有意愿的讀者就獲得了進入真正的文學批評的機會,批評想要走出“小圈子”的訴求也獲得了絕佳的實踐場域。批評的未來也許就存在于這種新媒體的民主中,這既是大眾的民主,也是每個主體,包括傳統文學批評家在內的民主。

           

          參考文獻:

          [1][法]米歇爾·福柯:《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莫偉民譯,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第8頁。

          [2]吳俊:《新媒體語境與“文學史的終結”——兼談文學批評的現實困難》,《文藝研究》2016年第6期。

          [3][法]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趙一凡、蒲隆、任曉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年,第112頁。

          [4][英]卡爾·波普爾:《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一卷),陸衡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325頁。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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