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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新小說”概念的生成考略

          來源:《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 田雪菲 李永東  2020年04月21日09:09

          引言

          “新小說”的出現,被視作20世紀中國小說的起點,然而,“新小說”概念的生成,卻一直未得到系統的梳理。考察“新小說”概念的生成路徑,探究“新小說”之“新”何在,是深入理解“新小說”概念的關鍵。事實上,19世紀上半葉西方傳教士就開始用“novel”“fiction”對接中國的“小說”“說部”概念,初步賦予這種文體以現代內涵。梁啟超受傅蘭雅“時新小說”和日本文壇的啟示,首倡“新小說”,在中西文化的交互關系中確立了“新小說”的主題樣式和內涵特征。其后經過諸多晚清文人的創作實踐,“新小說”的旨趣由“廟堂”轉移至“民間”,題材、觀念大大拓展,由此改變了中國小說的基本樣貌。

          “新小說”通常指1902—1911年間創作的小說,是梁啟超發起的“小說界革命”的產物。“新小說”的出現,被視作20世紀中國小說的起點。就文學成就和社會影響而言,“新小說”也堪稱近代最重要的文學樣式。然而,“新小說”概念的生成,卻一直未得到系統的梳理。近代以降,西學東漸,許多中國傳統概念被賦予新的內涵,并因應變革的需要生出質變。“小說”作為中國傳統文類,一度被認為是“叢殘小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到了近代,小說逐漸擺脫“小道”的卑賤地位,被賦予全新的價值和重要的意義,提升至關乎民族國家存亡的高度,由此出現了“新小說”的創作大潮。“新小說”既不是中國傳統小說樣式,也不是西洋小說的翻版。

          那么,“新小說”發端于何時?傳統的說部與西方的Novel是如何對接的?“新小說”之“新”何在?其觀念是如何擴大、演進的?本文通過“新小說”概念生成的考察,試圖回答這些問題。

          一 "Novel"傳入與中西“小說”概念的對接

          在拉丁語中,“novel”的詞源是“novus”,意為“新的”,而其“小說”的意義則“源于意大利稱短篇小說為‘Novlla’”。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小說概念“街談巷語”、“稗官野史”與此二者皆不相同。胡懷琛在《中國小說的起源及其演變》中指出:“現在中國所流行的小說,就是西洋的shortstory(短篇小說)和novel(現代小說),但這兩種都是中國以前沒有的。因此,可知小說二字的名稱,在現代拿來指shortstory和novel都是借用的。自shortstory和novel盛行于中國,卻仍襲用小說二字的舊名稱,那么,小說二字的含義,當然是大變了。”

          中國的“小說”一詞最早出于莊子之言“飾小說以干縣令,其于大達亦遠矣”。這里的“小說”指瑣屑雜語,微不足道的道理,與現在的文體概念相去甚遠。后來的《新論》與《漢書·藝文志》提出“小說家”這一概念,對“小說”有了進一步闡釋:

          小說家合從殘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客觀之辭。(桓譚《新論》)

          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 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漢書·藝文志》)

          在這兩則材料中,“小說”含義雖明確不少,然與莊子之言仍屬一脈相承。“從殘小語”、“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亦是“小道”一種,即使有“客觀之辭”,也與今天作為重要文體類型的“小說”有較大出入。事實上,中國古代“小說”概念十分復雜,經歷了一個不斷演變的過程,直到晚清才與西方小說觀念合流,進而地位被抬升。

          19世紀上半葉,伴隨著西學東漸,“小說”這一概念開始出現在傳教士編撰的辭書中。較早見于西方第一位來華傳教士馬禮遜所編的《英華詞典》,繼馬禮遜之后,諸多辭書也紛紛對“Novel”進行釋義,整理如下:

          如表所示,從19世紀上半葉開始,在傳教士編纂的辭書中,與“小說”對應的翻譯通常是“novel”“fiction”和“romance”,各辭典的解釋雖并不完全一致,但已開啟了中西小說概念的對接。在西方,敘事文學發展自有其傳統。浪漫主義時期以后,在英語世界中,表示“小說”這個意義的術語主要是:(hi)story,tale,fiction,romance,novel。西班牙語則是:historia,cuento,novella,romance。現英、美、西班牙主要用novel表示長篇的、比較復雜的現代敘事作品,用romance指代“現代以前的和中世紀的各種敘事形式”。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的不斷發展,至18世紀,具有新奇和小說雙重內涵的novel概念在英語世界中取代了romance。

          19世紀初,西方傳教士將novel傳入中國,建立起“novel—小說”的對等關系,這其中暗含著一定的歷史邏輯。一方面,西方敘事形式的發展使“novel”具有現代內涵的新質,表現出一種新興的、開放的敘事特征;另一方面,中國“小說”概念的發展也愈發突出敘事性,兩方面的暗合為中西小說概念的融匯提供可能。由傳教士編撰的辭書即可見出,西方“novel”與中國傳統“小說”概念對接的結果,已為“小說”概念輸入了“新”“新奇”的內涵特征,只是尚未對何為“新”做出進一步的闡釋。

          “Novel”與“小說”的對接過程自然并不那么簡單,在吸收異質文化的同時,中國傳統概念自身也發生著演變。今日已固定為文體樣式之一的“小說”,在文學傳統中曾有“說部”“小說”等不同名稱,二者的含義也大不相同。晚清以來,情況卻發生了變化,“說部”逐漸成為“小說”的同義詞,二者出現混用甚至并用的情形。較為典型的如1897年10月刊登在《國聞報》上的《本館附印說部緣起》,文中列舉的“說部”作品不僅有《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小說,還有《西廂記》等戲曲作品,將“說部”與“小說”并置。康有為的《日本書目志》中也記載道:“小說之秾麗怪奇,蓋亦唐人說部之余波。”梁啟超在《變法通議·論幼學》文中列出的“說部書”就包含了《水滸傳》《三國演義》《紅樓夢》諸作品。可知此時“說部”與“小說”的概念有互通之處,均指代一種文體概念。那么,“說部”是如何向“小說”過渡的呢?清人朱康壽做出解釋:

          說部為史家別子,綜闕大旨,要皆取義六經,發源群籍。或見名理,或佐紀載;或微詞諷喻,或直言指陳,咸足補正書所未備。自《洞冥》、《搜神》諸書出,后之作者,多鉤奇弋異,遂變而為子部之馀,然觀其詞隱義深,未始不主文譎諫,于人心世道之防,往往三致意焉。乃近人撰述,初不察古人立懦興頑之本旨,專取瑰談詭說,衍而為荒唐俶詭之辭。于是奇益求奇,幻益求幻,務極六合所未見,千古所未聞之事,粉飾而論列之,自賦予古作者之林,嗚呼悖已!

          這一論述表明“說部”概念大致經歷了“史家別子”—“子部之馀”—“荒唐俶詭之辭”的衍變路徑,即由最初的說理性向娛樂性轉變,直至“奇益求奇,幻益求幻”,說部已等同于追求敘事效果的小說。從“說部”到“小說”,概念演變的背后是對于文體敘事功能的強調。清末時期,隨著“小說”的地位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1897年邱煒萲的論《小說》、1898年梁啟超、的《譯印政治小說序》以及1899年的《飲冰室自由書》中,“小說”一詞已取代“說部”。1902年《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又稱《新小說》)中,明確指出小說作為一種文體,“欲為中國說部創一新境界”。由此,“小說”語詞得以固定下來,具有傳統文言色彩的“說部”則逐漸棄之不用。

          近代“小說”語詞的固定反映出中西知識轉型中的復雜狀況,一方面,“Novel”的傳入對接了中國的“小說”概念,使“小說”具有了新的內涵;另一方面,傳統文化自身裂變,“小說”取代“說部”順應時代趨勢。這一轉變將中國“小說”概念納入了世界潮流,賦予“小說”全新的地位和內涵。同時,我們也應注意到,從詞源來看,“novel”本意是“新的”,較早出現的《英華詞典》對“novel”的釋義也包含“新、新奇”之意,后來的辭典也延續了這種解釋。在中西文化的交互語境中,“小說”概念的對接就蘊含著“新”意的發生,這在某種程度上為晚清“新小說”語詞的正式登場埋下了伏筆。

          二 小說“新”意的擴展與“新小說”的先聲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寫道:“中國之小說自來無史;有之,則先見于外國人所作之中國文學史中。”魯迅實際上指出了一個重要問題,即中國的“小說”未曾進入到民族文學體系中。自古以來,“詩文正統”的觀念指引著中國文學發展的方向,小說作為不入流的“小道”始終難登大雅之堂。近代以降,穩固的傳統文學觀念有所松動。從傳教士編纂的辭典看來,早在19世紀初,“novel”已與中國“小說”概念發生對接并生出新的質變。那么,對接之后,小說被賦予何種“新”意,小說之“新”又是如何被梁啟超注意并進一步提倡的,這期間的過程值得探究。

          如魯迅所言,中國最早的小說史見于外國人所作。這里的外國人,指的是西方來華傳教士。據劉永文考察,西方傳教士的活動與晚清小說的發展關系密切,尤其體現在他們的辦報、征文、譯書、作文、興學等活動中。作為最早向中國傳播新知的傳教士群體,他們的言行活動對傳統文學觀念造成沖擊的同時,也逐步建構了新的“小說”觀念。前文已提出,西方“novel”與中國“小說”概念的對接,本身已蘊含了“新”意的發生,但“新”意如何體現呢?我們不妨先看一則材料:

          中國人不承認同樣精彩的小說作品(worksoffiction)是民族文學(nationalliterature)的一部分。然而,吸收了歐洲關于此問題的觀念的人,會覺得小說和傳奇太重要了,怎么能被忽略。它們洞察各時期的民族風俗習慣,使不斷變化的語言形式形成范例,是眾多的人獲取歷史知識的唯一途徑,影響人們個性的形成,這些原因有如此重的分量而難以被忽略。

          這是英國傳教士偉烈亞力在編纂《中國文獻紀要》(1867年)一書時,將“文言小說與章回小說并列”的理由。有別于中國文人的文學觀念,偉烈亞力強調了小說作品的重要價值,將其提升至民族文學的高度,認為小說作品是民族文化的體現,會影響民族語言的形成和民族性格的塑造。這不禁讓我們聯想起梁啟超所提出的小說具有“變革人心”的功用,二者可謂有異曲同工之妙。盡管偉烈亞力與梁啟超的生活年代相隔較遠,但他的這一表述打破了人們對于傳統小說觀念的認知,已顯現出中國小說“新”意的發生。

          然而,偉烈亞力的論斷并未引起晚清知識分子的廣泛關注。直至1895年5月25日,英國來華傳教士傅蘭雅(JohnFryer)在《申報》刊登了一則“求著時新小說啟”:

          竊以感動人心,變易風俗,莫如小說推行廣速,傳之不久,輒能家喻戶曉,習氣不難為之一變。今中華積弊最重大者,計有三端:一鴉片,一時文,一纏足。若不設法更改,終非富強之兆。茲欲請中華人士愿本國興盛者,撰著新趣小說,合顯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立案演說,結構成篇,貫穿為部,使人閱之心為感動,力為革除。辭句以淺明為要,語意以趣雅為綜,雖婦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

          細看這則征文啟事,傅蘭雅推崇的小說之“新趣”,比偉烈亞力所論更為明確。傅蘭雅著眼社會改良,以“他者”視角審視“中華積弊”,認為小說具有“心為感動,力為革除”的效用。以小說作為變革社會的良方,可謂發前人之所未發。正如韓南的研究所表明,傅蘭雅征求的“時新小說”,可謂是梁啟超所倡“新小說”之前的新小說。同時,我們也可看到,“新小說”概念的形成,經過了一個逐步推進的過程。

          偉烈亞力和傅蘭雅傳達的“小說”觀念,根植于西方敘事傳統,帶有明顯的新興性與民族性特征。早期傳教士入華后,發現中國傳統的文化觀念體系并不利于基督教義的宣傳,于是開始編纂辭典,進行作文、譯書、辦學等活動。在傳教士的在華活動中,實屬傅蘭雅的“時新小說”競賽影響最大。據統計,征文啟事刊出后,反響熱烈,“共收到征文162份”。盡管獲獎小說的篇名、內容已難考證,但《醒世新編》(1895年,又名《花柳深情傳》)、《新輯熙朝快史》(1895年)、《招隱居傳奇》(1896年)、《通商原委演義》(1897年,又名《罌粟花》)這4部作品,“乃是在征文啟事的啟示下創作的”,這足以說明傅蘭雅新小說觀的影響之實。

          傅蘭雅的“時新小說”征求活動,之所以有力地推動了近代小說觀念的變革,是由于兩個方面的契機。一是中西“小說”概念實現了對接,傅蘭雅有意識地以“novel”“fiction”的內涵觀念改造中國小說,將小說的功能與國家富強、社會革新相聯系,啟發了國人關于小說“新”意的認知。二是征文活動的示范經驗被梁啟超借鑒運用,“時新小說”成為“新小說”的先聲。1897年,梁啟超在《時務報》發表的《變法通議·論幼學》一文中,談及小說的功能時,稱“上之可以借闡圣教,下之可以雜述史事。近之可以激發國恥,遠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官途丑態,試場惡趣,鴉片頑癖,纏足虐刑,皆可窮極異形,振厲末俗”。可以看出,梁啟超的主張大致是傅蘭雅“時新小說”啟事的翻版,“試場惡趣”“鴉片頑癖”“纏足虐刑”顯然直接來源于傅蘭雅,二者具有明顯的承繼關系。盡管梁啟超流亡日本后才發起“小說界革命”,但對傳教士所闡發的小說之“新”意的理解,確實為“新小說”概念的提出做了基本的觀念準備。

          從小說具有“新”“新奇”的特征,到傅蘭雅首倡的新小說觀,體現了小說“新”意發生、深化的過程。有趣的是,這一助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方傳教士完成的,他們憑借西方的敘事傳統來改造中國小說。盡管他們的目的并不在為中國造就一種現代小說文體,但不可否認的是,在提升小說的地位、開啟國人對小說觀念的重新認識方面,西方傳教士所做出的功績是不容忽視的。

          三 “新小說”的登場與小說之“新”變

          梁啟超早先受傅蘭雅“時新小說”的直接啟發,意識到小說具有變革社會之力,但尚未形成系統的小說觀念。1898年9月,戊戌政變失敗后,梁啟超隨即逃亡日本,在廣泛接觸、考察日本文學后,于1902年正式發起“小說界革命”,創辦了中國人的第一份小說雜志《新小說》。自此,“新小說”這一語詞正式登場,并成為晚清文學專屬名詞。據李艷麗考證,梁啟超創辦的《新小說》雜志“原型是日本的《新小說》與《太陽》”。夏曉虹也指出,“梁氏與早期的春陽堂《新小說》無疑契合度更高”。這就提醒我們,梁啟超“新小說”觀的形成,也一定程度上受到日本文壇的啟示,意識到小說創作“不但是文人光明正大的本業,更有望成為‘經國之大業’”。綜合來看,梁啟超“新小說”觀的生成,觀念的萌芽源于傅蘭雅“時新小說”的啟發,并最終在域外文學的刺激下得以完成。

          古代的“說部叢書”,在很大程度上被當作“諫書”使用,用以“正綱紀,合名法”,具有典型的封建教化意義。轉入近代,傅蘭雅以傳教士的姿態把矛頭指向封建社會弊端,認為積弊不除社會便無以富強,因而小說的最終價值在于社會乃至民族本體的改良。到了梁啟超一代,他們的出發點則是現實需要,是挽救民族國家危亡,為此就必須變革原有的社會系統,這就要求小說不止具有感化人心、針砭時弊的功能,更重要的是要達到“新民”進而“救國”的目的。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一文中,梁啟超指出:

          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

          顯然,到了20世紀初,梁啟超所提倡的小說觀念已添加了“新”的內涵。盡管小說工具論思想在傅蘭雅時就初現端倪,但梁啟超將這一工具運用得更加成熟,更加切合社會現實,小說具有了政治、道德、風俗、人格等多重意義指向。在“小說界革命”的呼聲下,刊載和出版“新小說”的刊物和書局不斷涌現,在晚清文壇大放光彩,一度出現“新小說”創作大潮。下面,通過整理、對比部分“新小說”刊物及其發刊詞,可以更加明確彼時“新小說”之“新”變。

          晚清時期的期刊、報社不勝枚舉,表中所列出的具有代表性的晚清四大期刊《新小說》《繡像小說》《月月小說》《小說林》的創刊詞都具有相似的創刊目的,可將其概括為:開啟民智、德育教化,這在傅蘭雅的“時新小說”基礎上有明顯的推進。在民族國家危機下,要救國必先喚醒民眾,而喚醒民眾的途徑當屬小說,這幾乎是“新小說”家達成的共識,此種共識最終促成了“新小說”的創作潮流。

          另外,小說的內容設置也從側面表現出新之轉變,其呈現的總體特征是以繁雜多樣的小說題材與形式來彰顯自己的新身份。

          晚清小說數量之多、種類之盛,中外罕見。阿英在《晚清小說史》中除列出總寫晚清社會現狀的代表作外,還分列了其他11種類型,分別為:庚子事變的反映,反華工禁約運動,工商業戰爭與反買辦階級,立憲運動兩面觀,種族革命運動,婦女解放問題,反迷信運動,官僚生活的暴露,講史與公案,言情小說,翻譯小說。雖然目錄種類繁多,但大體集中在“歷史”“科學”“偵探”“軍事”“冒險”“社會”這些門類上。不同類別的設置也反映出不同的價值訴求。“歷史小說”并非只敘述史實,而常用于發表理想,反映時局政治,如《新小說》發表的《痛史》《九命奇冤》,《月月小說》發表的《兩晉演義》,《繡像小說》發表的《泰西歷史演義》等。

          “科學小說”緣于舊時中國科學思想不發達,而借小說輸進西方先進思想,如《空中旅行》《海底旅行》《新紀元》《月球殖民地小說》等。“偵探小說”因其觀察細致、行文周密又合乎情理而引人入勝,如《神樞鬼藏錄》《上海偵探案》《巴黎五大奇案》《歇洛克奇案開場》等。在國際軍事競爭日益激烈的情形下,“軍事小說”的倡導對社會大有裨益,如《利俾瑟戰血余腥記》《撒克遜劫后英雄略》等。凡此種種,雖涉獵不同,但價值訴求都指向開啟民智、新民救國。

          “新小說”之“新”變不僅體現在觀念層面,也伴隨著文體形式的革新。陳平原視晚清“新小說”為20世紀中國小說新的起點,從敘事層面詳盡地說了“新小說”之“新”變。陳平原認為,促成小說敘事模式發生轉變的原因在于西方小說的傳入和傳統文化的吸收,兩方面相互作用形成一種合力,帶來小說敘事時間、敘事視角及敘事結構等方面的新特點,如倒裝敘述、部分第一人稱的限制敘述、以議論代替情節等。關于這一方面的研究,前人論述甚多,本文在此不再贅述。但須強調的是,從“新小說”生成的源頭理解,此時期的小說無論內在主張或是外在形式的新變,反映在文學觀念上都呈現出互動、開放的姿態,甚至是一種激進的狀態。“新小說”之“新”變伴隨著與西方小說的溝通,以及文學樣式的變異,創作實踐的轉型,讀者群的轉變等情形。這意味著我們再也無法用傳統的眼光去看待“新小說”了。

          四 “新小說”創作實踐與概念形成

          自梁啟超倡導以“小說”來新民救亡,“新小說”的創作潮流就應時而生。作為一個文學概念,“新小說”的形成與文人群體的創作實踐密不可分。“新小說”與生俱來的政治功用注定了它具有一系列新的特質,但若沒有一大批新小說家的努力實踐,“新小說”只是一個空殼,其新的特質就無法彰顯,功能效用亦無法發揮。

          阿英指出,晚清小說在中國小說史上是一個空前繁榮的時代,這一時期所創作的小說數量至今難有精確的統計,這從側面反映了“新小說”創作實踐情況的繁雜多樣。歐陽健為將晚清小說納入“史”的框架,在《晚清小說簡史》中采取時段劃分的方式,將“新小說”創作實踐分為發軔期(1902—1903),第一個高峰期(1903—1905),第二個高峰期(1906—1909)以及余波(1910—1911)。雖然他們未曾對“新小說”概念明確定義,但作家群體的文本實踐為厘清這一概念的形成提供了堅實的材料。

          1906年,吳趼人在《〈月月小說〉序》中提出:“吾感夫飲冰子《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之說出,提倡改良小說……求其所以然故,曰:隨聲附和故。”李伯元在《游戲報》第63號發表《論〈游戲報〉之本意》,慨嘆“當今之世,國日貧矣,民日貧矣,世風日下……故不得不假借游戲之說,以隱喻勸懲,亦覺世之一道也”。曾樸在《〈小說林〉緣起》中,亦提及“近年譯籍東流,學術西化,咸歡迎之者,非近年所行之新小說哉?”徐念慈也宣稱新小說為亞東進化潮流之第一。從他們的文學主張出發,可以看出其與梁啟超早期所主張的“發起國民政治思想,激勵其愛國精神”已有所不同。無論就小說的內容題材、寫作技法抑或是主題觀念,“新小說”的創作已表現出一新境界,即小說文學風貌的擴大,其不止是關乎政治,而是逐漸向社會諷刺、隱喻勸懲、文明進化等多方面轉移。事實上,梁啟超雖以政治功用之目的率先發起“新小說”,但其能夠長足發展的內在推進力絕不止于政治功用。反觀日本明治維新之功,政治小說是一大助,但后期由于人們政治熱情的衰退以及小說文學審美性的缺乏而很快退潮。中國的“新小說”同樣起于政治宣傳的目的,但這一潮流能夠持續近十年,乃是緣于小說旨趣由“廟堂”轉移至“民間”,這是“新小說”概念能夠真正形成并被認可的重要一環。

          梁啟超雖極力推崇政治小說,但主要陣地《新小說》雜志正式標明“政治小說”的卻只有兩部——《新中國未來記》與《回天綺談》。在《新小說》發行至第7期后,政治小說便不再見蹤影。其他期刊情況類似。那么,在政治小說很快落潮的情況下,“新小說”創作如何推進?實際情形是,小說的政治功用已朝著多個方向轉化。朱秀梅曾對“新小說”的創作實績進行過統計,由統計可以大致領略“新小說”的題材分布狀況:

          顯而易見,在“新小說”的創作中,政治小說僅占據很小一部分,其主體則是關于社會、偵探、寫情等類型的小說。這就揭示出一個關鍵問題,“新小說”概念實際上是在小說創作的不斷拓展中日益豐富并最終形成的。梁啟超雖然是“新小說”的發起者,但他所謂的“新”難以經受時代的考驗,原因在于“政治之功用”從根本上背離了文學的發展規律,背離了小說的“品性”。與此相對照的是,吳趼人、李伯元、劉鶚等一批作家從“廟堂”走向“民間”,使“新小說”真正為大眾所接受。

          我們將這一轉化過程概括為從“廟堂”走向“民間”,即由政治宣傳轉向對社會時情的全方位考察,是想說明這一轉變并沒背離“新小說”新民救國的初衷,而是拓寬了路徑。以代表作“晚清四大譴責小說”為例,四部小說都涉及對社會弊端的批判,對官場黑暗的諷刺和對世情人情的揭示。顯然,這些小說更加貼近民眾的日常生活,也更加符合市民的閱讀趣味。讀者通過閱讀小說,能夠了解社會現狀,反思時政弊端。開啟民智、啟蒙教化的功效也就自在其中。

          在創作實踐中,“新小說”概念的內涵得到實質性的豐富。對于“新小說”內涵的把握,我們應當注意兩個方面:一是“新”與“舊”的糾纏。之所以是糾纏而不是對立,是因為“新小說”之“新”是為“求新”“求變”,而并不是否定文學傳統,這與“五四新文學”所提倡的“人的文學”有本質的區別。二是要認識到“新小說”概念的形成是一個動態、多向發展的過程。基于此,我們可以對“新小說”概念作出大致界定:“新小說”誕生于晚清“亡國滅種”的危機下,其目的在新民救國、改良社會,在梁啟超、吳趼人、李伯元等文人的創作實踐推動下,小說由最初的宣傳政治之功用逐漸轉化為對社會時情的全方位考察,成為了一種在題材和觀念上富有包容量的文體。

          結語

          對晚清“新小說”概念生成的考察,實則也是對“novel”之“新”到“新小說”之“新”轉變的考察,從中可以見出小說觀念在近代中國的演變過程。這個過程是復雜的,西方概念的在地化,并不是中西知識的簡單對接。引進和吸收外來觀念,意味著打破自身傳統;對接新的文化要素,需要舊的文化先行裂變。也就是說,近代意義上的“小說”概念,其新質的發生是在域外觀念與本土傳統的互動中完成的。正如王德威所指出:“‘新小說’興起前,中國說部的變動已不能等閑視之,并因此展開了跨文化、跨語系的對話過程。”晚清“新小說”是因時代需要而為梁啟超等人所提倡,并在中西文化觀念的互動中逐漸“生長”。1897年,嚴復、夏曾佑在《本館附印說部緣起》中指出:“且聞歐、美、東瀛,其開化之時,往往得小說之助。”康有為在《日本書目志》中提到“泰西尤隆小說學哉”。梁啟超主張“政治小說”,是緣于“彼美、英、法、德、奧、意、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則政治小說,為功最高焉”。

          晚清文人將小說作為變革的工具,是對世界潮流和中國處境的一種回應。五四時期胡適等人批評“‘新小說’不知布局,又不知結構,又不知描寫人物,……只配與報紙的第二張充篇幅,卻不配在新文學上占一個位置”。但五四那一代作家多受惠于近代文學的觀念變革,亦是事實。從“新小說”概念的生成與轉化的過程來看,傳教士的首倡之功如何啟示中國文人,中國文人如何把說部與Novel進行對接,創造出“新小說”樣態,并把小說創作與近代中國廣泛的社會生活聯系起來,這實則是一個艱難的探索過程,其成效與功績是不容抹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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