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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黃曉蕾:從國家敘事、兒童本位到漢語童心 ——略論中國兒童文學特質的嬗變

          來源:當代作家評論(微信公眾號) |   2020年04月21日08:46

          1、晚育的中國兒童文學與文本表達的國家敘事特征

          自唐代變文至明清話本小說,白話文學從簡約的佛教故事到明清之際高度自覺的民間生活經驗表達,其間隨著中國文官制度和文言語體的興衰,直至五四白話文運動,現代白話文學才隨著現代民族國家和教育觀念的普及而開始日漸成為最為重要的語體表達方式。1922年鄭振鐸創辦《兒童世界》,(1)葉圣陶在其上發表兒童文學作品,標志著“中國自覺的兒童文學”開始誕生。中國兒童的文學發現產生于唐代白話文佛經故事的一千多年之后,從白話文學史的角度來看,兒童文學依然是不到百年的新生兒,相對于整個中國文學歷史來說,兒童文學更是一個真正的晚育兒。“以前的人對于兒童多不能正當理解,不是將他當作縮小的成人,拿‘圣經賢傳’盡管的灌下去,便將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說小孩懂得什么,一筆抹殺,不去理他”。(2)伴隨傳統中國文學與社會進入現代,現代兒童文學的發現和現代民族國家的發現是一體的,由此兒童文學語言和宏大的國家敘事相輔相成,兒童文學創作的成人話語表達方式就成為一種無法回避的現實。

          現代作家們在對現代民族國家進行文學想象和建構的過程中,兒童成為最恰切的文學新人形象之一,從而引發一系列的關于兒童本體訴求和成長的討論。例如“什么是兒童”“兒童的價值”和“兒童的社會使命”等。五四時代的作家們將“兒童文學”和“人的文學”并置在時代問題中進行探討,由此人的主體性價值、訴求和道德等重要命題天然地和兒童形象發生聯系。中國傳統宗法社會中崇尚君臣父子的綱常倫理,兒童是縮小的成人,從而使得兒童和童年幾乎隱匿在成人社會綱常倫理的陰影里,由此梁啟超等先覺者提倡在家庭、宗族之外培養和鑄煉“新民”。(3)現代作家們開始關注兒童在社會倫理體系中的困境,推動對于“兒童本位觀”的理解,從而在現代歷史上開始以新的眼光來打量兒童和兒童文學。五四是一個“發現人的時代”,自然也開始了“兒童的發現”。

          自近代以來,中國現代民族國家的想象與兒童的發現以及兒童形象的塑造密切相關。在這個意義上,兒童形象關乎現代中國的形象,兒童文學語言的表達自然也呈現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獨有的傷痛和悲情色彩。中國現代文學經歷了一個發現兒童的過程,在眾多作家筆下出現了具有獨特兒童主體性特征和獨立審美價值的兒童形象,魯迅筆下的閏土、雙喜、阿發,冰心眼里的祿兒、小嵐,凌叔華塑造的枝兒、小英,沈從文筆下的翠翠、三三,蕭紅小說中活潑天真的兒童敘述者“我”,《城南舊事》中的林英子,等等。現代兒童文學的開山之作——葉圣陶的《稻草人》童話集,顯示出作家自覺的現實主義敘事傾向,和現代文學為人生的藝術觀念殊途同歸,體現了更多的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國族認同。張樂平漫畫中的三毛在流浪的人生羈旅中背負著整個國家遭受侵略侮辱的深重苦難和疼痛。張天翼的《大林和小林》中,大林和小林的成長敘事恰恰凸顯了道路選擇對于個體成長的重要性,文中的兒童故事與國家敘事聯系密切,兒童成長和國家建構近乎同質。尤其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紅色經典中的兒童英雄形象,如潘冬子、小英雄雨來、草原英雄小姐妹等,從民族國家想象共同體的角度深度闡釋了兒童文學是如何通過兒童形象來建構自己的國族想象的,并且和這一時期的主流意識形態敘事保持高度一致。在革命理想主義敘事中,兒童形象趨于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也即所謂兒童形象的“國家性”敘事。

          2、新時期常態兒童與成長本位的回歸

          隨著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生活的巨大變遷,20世紀八九十年代兒童形象也隨之世俗化、生活化。20世紀八九十年代是中國兒童文學取得切實發展的時期,文學創作在深入現實的基調上,取得了藝術和審美上的重要突破,其文學史意義重大,但是迄今仍然沒有進行非常好的文學史闡釋和經典化論述。

          這個時期以復刊的《少年文藝》(4)《兒童文學》(5)為文學陣地,出現了一大批執著于兒童本位和兒童主體性的文學敘事。五四的兒童本位更多是在童心、童趣和兒童生存權的角度,而此時的兒童本位則是上升到兒童成長性的高度,同時又增加了更為豐厚的社會生活內容和日常生活經驗,尤其在兒童精神、情感和心理成長等方面對現代民族國家制度下常態生存的中國兒童給予人性的關照和人情人性之美的浸潤。中國兒童終于穿越戰爭、饑餓、流浪的非常態生存,在安穩的校園和家庭中開始了身心的正常成長。如果說中國兒童文學此前經歷了發現“兒童本位”、塑造“紅色兒童”的階段,那么這個階段則是觀照“常態兒童”。作家們以兒童們各種日常性經驗和常態生長為摹寫對象,尤其對少年男女普遍性的成長問題進行了非常及物的文學敘事,從而顯示出更深層面的對于兒童本位和兒童性的理解和認知,在兒童文學語言表達上也呈現出新的特質。

          新時期有兩個非常獨特的“皮皮”形象,這兩個頑童形象得到文學界和廣大兒童的廣泛認同,顯示著中國兒童文學的創作向著兒童天性的回歸。鄭淵潔的皮皮魯系列塑造了一個1980年代的頑童形象,在好孩子和乖孩子之外,為中國兒童文學提供了一個充滿鬧劇性格的男孩形象,那種狡黠中的頑劣、憨厚中的鬧騰、冒險中的逞能,才是正常生活樣態下兒童的自然天性。與此同時,任溶溶先生翻譯了瑞典作家阿斯特麗德·林格倫的《長襪子皮皮》,這個西方的皮皮缺乏教養,沒有禮貌,又很頑皮,但她正直、善良、見義勇為,勇于改正自己的缺點。西方文學中的這個反好孩子形象和皮皮魯一樣,讓中國兒童在文學中看到了更加真實的自己,從而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促進了對于兒童天性的深度理解。與此同時,孫幼軍、周銳等童話作家也摹寫了眾多天真、率性和幽默的兒童形象。由此,彼時兒童文學對于幻想和想象力有了更深層面的要求,尤其在童話寫作中,天馬行空的文學想象和充溢著奇思妙想的幻想世界都映射著那個時代思想解放的風氣。兒童文學語言也更趨于童心、童趣等兒童天性的復歸與表達。

          新時期出現了一批以兒童成長為寫作本位的重要作家,如曹文軒、張之路、秦文君等,他們的兒童小說在情感和人性深度上抵達了時代的最高值。這一時期的兒童小說創作成為新時期“人的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愛與善中的成長是這一時期兒童文學創作重要的母題。在《男生賈里》《女生賈梅》《男生賈里新傳》等作品里,秦文君塑造了一個少男少女自然生長的校園環境,兒童的成長和校園學習、同學老師們有著密切的關系,她的文本非常生動地反映了上個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的中國初中校園生活:充滿務實的理想主義色彩,又有著現代生活價值觀念的浸潤和撫慰,兒童和少年的成長都沐浴著一種溫暖的光亮。曹文軒創作了一系列中短篇和長篇小說作品,如《再見了,我的小星星》《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紅瓦》《根鳥》等。這些文學性純度很高的文本構成了獨特的少年男女的成長世界,在鄉村野地和鄉土的倫理風俗中,中國式少年和少女沐浴在醇厚的人性之美中。這一時期還有眾多的實力派兒童文學作家,比如張之路、黃蓓佳、殷健靈等,成長小說在各個不同的維度打破了校園生活表層的寧靜,摹寫外表波瀾不驚而內部波濤洶涌的青春期身體和性心理。

          這一時期,眾多作家的創作極大地豐富了中國兒童形象的內涵和意蘊,也在中國文學發現“兒童”一百多年之后,開始了中國兒童的現代性敘事,兒童的成長成為一個時代“人的文學”的延展,這一時期成長小說的創作極大地豐富了當代中國人對于成長的當代性理解。

          3、新世紀漢語童心的多元敘事

          中國社會進入新世紀以來,兒童的生活和教育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整個社會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社會生活的去傳統化、高度物質化以及新媒體的廣泛使用等等,構成了新的社會文化語境。兒童在嬗變的社會生活中體驗到更多現代生存狀態和現代性后果,兒童的心性和成長也經歷著質變的過程。近10年中國兒童文學創作更加注重現代城市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對于兒童的影響。中國現代兒童形象也發生了質變,兒童文學創作經歷了從捍衛兒童的生存權、童心的純真天然、兒童的陽光成長到反映兒童遭遇當代社會各類問題之后的“復雜的成長”的過程,作家們力圖呈現這種復雜成長中多元面目的少年男女形象,從而進入漢語童心的多元敘事。這一時期是中國兒童文學創作發展的黃金期,出現了一批實力派兒童文學作家,創作了一大批優秀兒童文學作品。

          當下中國兒童的成長困境更在于心理的亞健康和心智的巨嬰狀態。社會物質日漸豐裕,然而社會文化教育情境卻日漸單向度和同質化,情感道德和倫理教育難以深入到兒童心靈,挫折教育和逆境中的意志鍛煉幾乎完全缺失,中國少年的成長在心性、品質和意志等方面遭遇了很大的精神性困境。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文化語境中,當下的一批實力派兒童文學作家以自己的寫作建構了新世紀中國兒童的精神成長生態,日漸進入與中國兒童精神成長同步的寫作中。

          (一)暖童的明亮與快樂

          中國社會的城市化程度越來越高,常態兒童的生活在精神和物質兩個方面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豐富,在從傳統到現代的政治經濟文化嬗變中,兒童形象也隨之發生了質變。中國都市兒童的生活場景更多呈現出明亮的暖色調,接受良好現代教育的父母也更加尊重兒童的天性,很大一部分中國孩子擁有了相對幸福快樂的童年。一批作家集中筆力摹寫現代城市生活中明亮快樂的暖童形象,在現代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的敘事中,表達兒童本位和主體性人格成長。如韓青辰的《小茉莉》通過城市女孩小茉莉的日常生活經驗敘事,塑造了一個充滿著自尊、隨性和獨立人格的城市女孩形象。湯素蘭的笨狼系列通過幽默詼諧的方式將現代生活經驗和情感倫理以童話的方式呈現出來,塑造了一個充滿兒童天性和童趣的男孩形象。在一大批這樣的作品中,溫暖而陽光的兒童天性充溢著兒童的日常生活經驗,現代原生家庭和現代生活情感方式帶來溫暖而明亮的童年生活。

          (二)晦暗成長的堅韌與力量

          成長的挫折和創傷無疑也是兒童成長的現實之一種,不同于之前的苦難敘事,當下的兒童文學作家更注重晦暗成長中的堅韌與力量表達。比如于立極的勵志小說《美麗心靈》敘述了少女在身心遭受巨大摧殘之際,直面自己的精神傷痛與成長艱難,在堅強面對厄運的過程中,堅韌地走向人性的和解與悲憫。小說從心理健康咨詢的角度摹寫了少年男女的諸多心理困惑,也給出了一系列現代性的精神情感治療方案。韓青辰的《小證人》通過對鄉村小學一起突發性事件的敘事,呈現出少年男女面對自己內心真實的復雜感知。在強大的鄉土倫理價值體系中,少女冬青勇敢地面對自己的內心真實,呈現出少年心性和人格倫理的艱難成長。翌平新的陽剛少年系列則呈現出少年成長的建構性力量,作家筆下少年形象有著仗義豪俠和仁義真摯的情感底蘊,成長是對于自我和他者更多體諒的關照,是對于自己情感和性格的砥礪與打磨。

          (三)歷史敘事中的童年和成長

          一批作家開始關注特殊歷史情境中的兒童成長,童年敘事和歷史敘事有了深度疊加,兒童文學創作表達出更加深厚和寬廣的歷史意蘊。李東華的《少年的榮耀》敘述了二戰背景下中國少年面對日本侵略者的獨特經歷,在民族和國家遭受巨大傷害的同時,普通中國兒童在戰爭中對于民族、家國、仇恨和人性有了更加復雜和深刻的認知,小說充溢著對于苦難的超越意識,在民族災難面前體認民族文化和品性的高貴。史雷的《將軍胡同》摹寫了戰爭中日常的北京胡同生活,刻畫了小人物在大時代中的卑微、無助與平庸。在兒童視角中,戰火硝煙的幕后,老北京依然呈現出獨特的京味文化,帶著蒼涼悲憤的意蘊。

          總而言之,中國近百年來的嬗變是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是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變遷。社會經濟和文化轉型必然帶來人及其情感、倫理和價值觀念的深刻變化,中國社會文化中的現代人和現代人格也慢慢形成。與此同時,在消費文化和功利主義的沖擊下,成人社會充斥著利己主義的成功學氣息。對于當下的中國兒童來說,他們是物質主義生存環境和現代教育制度馴養下的兒童,承受著來自現代功利主義和傳統因襲的雙重重負。作為具備現代觀念的成人(尤其是兒童文學作家)理應深度體認當下兒童的生存和教育環境,關注兒童的“現代主體性”成長,尤其是作為現代個體的精神、情感和心理的成長,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兒童現代性敘事的基礎上,重構中國兒童文學成長敘事的深度、難度和厚度。新世紀以來,兒童文學創作角度從單一轉向多維度多面相,精神情感表達從清淺單一轉向深沉復雜。作家們的生活經驗表達更加切合時代與社會現實本身,當代的經濟生活和倫理情境以更加紛繁復雜的方式進入兒童文學創作。兒童文學作家對自然與世界的認知不再以兒童的認知標準為標準,而是在自然、社會、成人和兒童的多邊關系中,尋找哲思與詩意的表達。一大批作家通過對當代兒童成長特質的文學性觀照,發現時代兒童整體性精神氣質,建構具備現代性品格的兒童文學形象,賦予當下兒童文學敘事更為豐厚的現代性審美品質,重塑多元敘事的漢語童心,從真的必要性、善的滋養性和美的可能性等角度豐盈兒童的精神和情感世界表達。

          注釋:

          (1)《兒童世界》由鄭振鐸主編,商務印書館于1922年在上海創辦,是中國現代第一個白話文兒童文學期刊。

          (2)周作人:《兒童的文學》,《新青年》第8卷第4號,1920年12月。

          (3)梁啟超:《梁啟超新民說》,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

          (4)《少年文藝》創刊于1953年7月,由宋慶齡題寫刊名,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創刊最早的兒童文學刊物。

          (5)《兒童文學》是由共青團中央和中國作家協會于1963年共同創辦的雜志,被譽為“中國兒童文學的一面旗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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