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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反思大學生閱讀榜單:經典閱讀與批判性思維

          來源:澎湃新聞 | 吳靖  2020年04月21日08:44

          曾幾何時,一份“中美大學生閱讀榜單”經各大媒體公布,在坊間不脛而走。近日,這份榜單在微信朋友圈中再度流傳開來。美國大學的數據來自“開放課程項目”(The Open Syllabus Project),它收集了各大學過去15年以來超過100萬項課程和圖書閱讀信息;中國大學的數據則來自各高校圖書館2015年公布的數據,雖然統計的時間段及口徑未必一致,但兩份書單所體現出的差異之大仍然令人矚目,引人深思。我們先來看看美國十所頂尖高校排名前十的圖書榜單:

          1.《理想國》(柏拉圖);2.《利維坦》(霍布斯);3.《君主論》(尼可羅·馬基亞維利);4.《文明的沖突》(塞繆爾·亨廷頓);5.《風格的要素》(威廉·斯特倫克);6.《倫理學》(亞里士多德);7.《科學革命的結構》(托馬斯·庫恩);8.《論美國的民主》(亞歷克西斯·托克維爾);9.《共產黨宣言》(馬克思);10.《政治學》(亞里士多德)

          顯然,這是一份具有鮮明特點的書單,它至少向我們透露了三條信息:第一,內容上涵蓋了政治學和哲學方面的經典著作,體現了突出的思辨特點,這與美國一流大學對學生批判性思維(Critical Thinking)的重視高度一致;第二,時間上囊括了從古希臘到現代的各時代的經典作品,展現了經典的源流和譜系,從中可以窺見西方文化的傳承與創新;第三,除了出版于1993年的《文明的沖突》,沒有一本是近30年出版的作品,有三本古希臘時代的元典,16和17世紀的經典作品各一本,19世紀的經典作品有兩本,另有兩本20世紀的作品,完全沒有時下所謂的“暢銷書”,體現了美國一流大學對于“偉大書籍”(Great Books)的一貫重視,大學生的閱讀趣味不跟風、不趨時。

          全美大學書目對比常青藤大學書目

          對于中國的一流大學,多家知名媒體羅列了清華、北大、浙大、武大、中國人大、山大、華南理工等高校的大學生書單。現以浙大和中國人大為例,前者是近年來發展迅猛的綜合性大學,目前在各類榜單中已穩居國內高校前五位(部分榜單已進入三甲),素有“東方劍橋”之稱;后者是新中國創辦的第一所正規大學,人文社科領域的王牌老大,被譽為“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一面旗幟”,在中國大陸的地位與美國耶魯、英國牛津差可近之。我們將兩份書單分列如下:

          浙江大學借閱圖書榜單:1.《平凡的世界》(路遙);2.《我執》(梁文道);3《萬歷十五年》(黃仁宇);4.《狼圖騰》(姜戎);5.《常識》(梁文道);6《牛奶可樂經濟學》(羅伯特·弗蘭克);7.《心理學與生活》(理查德·格里格);8.《高效能人士的七個習慣》(史蒂芬·柯維);9.《天龍八部》(金庸);10《國富論》(亞當·斯密)

          中國人民大學借閱圖書書單:1.《盜墓筆記》(南派三叔);2.《經濟學原理》(格里高利·曼昆);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4.《藏地密碼》(何馬);5.《平凡的世界》(路遙);6.《資本論》(馬克思);7.《活著》(余華);8.《國際經濟學:理論與政策》(保羅·克魯格曼);9.《貨幣戰爭》(宋鴻兵);10.《魯迅著譯編年全集》

          細讀上述兩份書單,我們同樣可以發現三個顯著的特點:第一,內容上主要包括小說、隨筆及經濟學、心理學等入門性書籍,中國人大的榜單上有兩部馬克思主義經典,浙大的榜單上則沒有一本哲學著作。第二,有一半以上近30年乃至近10年首次出版的作品,且多為暢銷書,缺少經典(原典)作品,尤其是中學生讀物《盜墓筆記》赫然位居人大書單榜首,令人大跌眼鏡;第三,最令人悲哀的是——無論浙大還是人大——竟然沒有一本中國傳統文化方面的經典,沒有《論語》,沒有《道德經》,沒有《史記》,沒有《孫子兵法》,沒有四大名著,沒有唐詩宋詞……面對如此榜單,真不知我們的文化自信該從何說起。

          想必有人會說,中國大學的閱讀榜單是幾年前的數據,近幾年的情況或許已經有所不同。但事實上,閱讀風尚和趣味雖也受到潮流的影響,但總體上保持著相當的穩定性。仍以浙江大學為例,在公布的2018年借閱排行榜中,雖然進一步細分了文學類、人文社科類和自然科學類三個類別,但細讀之下不難發現與2017年的榜單幾乎如出一轍。文學類的第一名仍是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前五名中有三本金庸的小說;人文社科類的頭把交椅則是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在2015年榜單中排第三),另有《牛奶可樂經濟學》和《高效能人士的七個習慣》同時出現在兩份榜單中。

          由此,我們不難發現中國大學生有兩大方面的關鍵不足:其一為批判性思維的訓練和養成,其二為文化底蘊的積累與沉淀。先說其一,近年來中國大學開展著如火如荼的創新創業教育,創新已經成為大學中最高頻的詞匯之一。殊不知,創新只是結果,甚至只是副產品,其源頭乃是質疑精神,乃是批判性思維。清華大學經管學院院長錢穎一曾說:“在教育中,特別是大學時期,沒有批判性思維不可能有創新,更不可能有革命性的創新。批判性思維缺失是阻礙創新力的原因。”即便在清華這樣的中國頂尖大學,批判性思維的課程竟也長期闕如,更遑論進入核心課程體系。

          竊以為,錢穎一主政清華經管學院期間,最大的功績便是其著力甚深的本科教育改革。他重新架構了學院的通識教育體系,親自主導設計了八個核心課組——“中國文明”“西方文明”“批判性思維與道德推理”“藝術與審美”“基礎社會科學”“中國與世界”“物質科學”“生命科學”,尤其是他高度重視的“批判性思維與道德推理”(Critical Thinking and Moral Reasoning,縮寫為CTMR)課程,與“中文寫作”課程相結合,為全國高校首創,如今已成為清華經管的一張名片。據說在清華經管學院學習過的本科生,經常會問“你對這個問題CTMR過了嗎”?好一個CTMR!因為這是一個絕妙的雙關。CT(Computed Tomography)乃斷層掃描,MR(Magnetic Resonance)乃磁共振,二者之共性在于“透過表象看本質”,而“批判性思維與道德推理”這門課就在于摒除人云亦云,獨立思考,直探本源。

          1929年,芝加哥大學的偉大校長羅伯特·M·赫欽斯發起了著名的“名著閱讀運動”,歷時七年編纂、出版了54卷的“西方名著”(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叢書,涵蓋了從古希臘到現代的74位作者的443部(篇)作品,極大地完善了通識教育的核心課程體系。1945年,哈佛大學發布了的震動美國社會各界的《哈佛通識教育紅皮書》(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該書被譽為“大學通識教育的圣經”。書中梳理了“人文學科”、“社會科學”、“科學與數學”三方面的經典作品,并給出了一系列建議,進一步鞏固了西方經典在核心課程領域的地位。后來,幾乎所有美國一流大學的通識教育改革都受到了“名著閱讀運動”和“哈佛紅皮書”的深遠影響。可以說,西方經典在塑造大學生心智、培育文化自信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反而觀之,中國大學生在文化底蘊尤其是中華文化的積淀方面較為單薄,加之文化全球化的“戰爭硝煙”四處彌漫,這樣的現狀不由不讓人深感憂慮和不安。

          面對中華傳統經典集體缺席的尷尬榜單,該反思的當然是我們的教育理念與課程體系。所謂“窺一斑而見全豹”,大陸高校“大學語文”(2學分)與“大學英語”(20學分+)在學分數上的巨大差距令人咂舌,而這蜻蜓點水似的“大學語文”課,也是近年來新增的(筆者讀大學期間,最感困惑的是為何沒有大學語文課)。同時,依托中華經典開設的課程更是寥落晨星,且基本以文化素質選修課定位,教學和考試都很松散,多被學生視為雞肋——這正是當前教育部所定義的標準“水課”。因此,即便我們已經在全球范圍內設立了超過500所的孔子學院,但中國的大學生對自己的傳統文化卻依然只是一知半解,面對留學生同學的疑惑,他們往往無法說清“治大國若烹小鮮”的準確含義,難以解釋東坡詞句“天涯何處無芳草”中的典故,鑒賞不了王右軍“天下第一行書”《蘭亭序》的文書俱美,分享不出大癡道人《富春山居圖》背后跌宕起伏的傳奇故事……

          當然,對于大學生而言,情況似乎也沒有那么糟,畢竟大學是自我探究和學習的樂土。比如創立于19世紀20年代的劍橋大學使徒社(the Society of Apostles),由三名劍橋學生建立。根據社團章程,它由三一學院和國王學院最優秀的十二名成員所組成(模仿耶穌的十二門徒),會員既有在校本科生,也有已經畢業的前劍橋學生。社團每周六晚有一次正式聚會,一名成員就一本書或一個話題發表演講,之后成員間進行討論,范圍從哲學、美學到政治、商業,并用一本皮革日記本記錄討論內容。后來,英國著名藝術批評家、作家昆汀·貝爾(Quentin Bell)在《隱秘的火焰——布魯姆斯伯里文化圈》(Secret Flame: Bloomsbury cultural circle)一書中記載,那種“那種雅典式的言說和思想的自由,知識交流與激蕩的自由”始終彌漫在社團之中。

          過去的兩百年來,劍橋使徒社先后孕育了詩人丁尼生、物理學家麥克斯韋、哲學家、數學家、社會活動家伯特蘭·羅素、數學家哈羅德·哈代、哲學家維特根斯坦、小說家E.M.福斯特、經濟學家約翰·凱恩斯等一大批卓越人物,他們在各自的領域都做出了開創性貢獻,極大地推動了19和20世紀人類文明的發展。使徒社成員畢業后大多活躍在知識界,并組成了享譽世界的“布盧姆斯伯里集團”(The Bloomsbury Group),代表著英國思想界的進步力量,先后共有九位美國總統和每一任英國首相親臨社團發表演講。我國數學家、詩人蔡天新曾感慨地說:“沒有使徒社,就沒有我們心目中的英國文明。……希望不久的將來,在中國的一流大學里會出現類似劍橋使徒社或維也納小組(Vienna Group)那樣的社團。”

          更著名的案例是愛因斯坦創立的“奧林匹亞科學院”(Olympia Academy of Sciences)。1900年,愛因斯坦從蘇黎世聯邦工學院畢業即失業,隨后一度淪落到以做家教來艱難謀生的境地。1902年2月5日,在《伯爾尼城市報》上,以這樣一種極具諷刺意味的方式,第一次出現了愛因斯坦的名字,像極了歷史開的一個玩笑:

          提供數學物理詳盡家教

          對象:大中學生

          老師: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本人持有蘇黎世聯邦工學院的教師資格證書

          住正義巷32號,二樓。

          每小時3法郎,試聽免費。

          在這之前,愛因斯坦已經發表了兩篇學術論文,但他還是個無名之輩,且備嘗失業的苦楚。注意到這條廣告的,只有兩個大學生——學哲學的索洛文和學數學的哈比希特,由于志趣相投,三人聊的十分投機,從而使授課變成了長時間的共同探討和學習,三人開玩笑地將這個小團體稱為“奧林匹亞科學院”,愛因斯坦被任命為“院長”,奠定他一生成就的黃金歲月就此展開。

          “一天,我(M.索洛文)對他(愛因斯坦)說:‘我們來一道讀大師們的著作,并討論討論他們所處理的各種問題,你覺得怎么樣?’他回答說,這個想法極好。”索洛文的通信集生動再現了當時的場景。在隨后長達三年的時間里,他們三人閱讀并探討了眾多經典作品,據筆者梳理,基本可分為三大類:

          1、哲學類:卡爾·皮爾遜《科學規范》、馬赫《感覺的分析》、密爾《邏輯學》、休謨《人性論》、斯賓諾莎《倫理學》、阿芬那留斯《純粹經驗批判》、克利福德《事物的本性》、昂利·龐加萊的《科學與假設》等

          2、科學類:亥姆霍茲《論文和演講稿》、安德雷—馬利·安培《科學的哲學論文集》、黎曼《幾何學的基礎》、戴德金《數論》等

          3、文學類: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塞萬提斯《唐·吉訶德》、拉辛《昂朵馬格》、狄更斯《圣誕頌歌》等

          所謂“三人行,必有我師”,這個非正式組織看似自由、散漫,卻到處閃爍著思想的火花,正如索洛文在信中所寫:“有時我們念一頁或半頁,有時只念了一句話,立刻就會引起強烈的爭論,而當問題比較重要時,爭論可以延長數日之久。”在此期間,愛因斯坦基本掌握了黎曼幾何——廣義相對論的數學工具,從馬赫的理論中洞察到牛頓絕對時空觀是一種概念畸形,在斯賓諾莎的哲學中感受到了宇宙背后所蘊含的令人敬畏的美、和諧與自然律的統一……這一切都構成了后來廣義相對論的重要基礎。為科學史家所公認的是,愛因斯坦的偉大思想以其所推動的人類文明的飛躍,在很多程度上要歸功于他在“奧林匹亞科學院”那三年多的日日夜夜,正如他所鐘愛的哲學家休謨的名言:“真理源于朋友間的爭論”。

          奧林匹亞科學院(左起為哈比希特、索洛文與愛因斯坦)

          事實上,“奧利匹亞科學院”正是愛因斯坦心中的理想大學,以至于他在風燭殘年之際還寫下了動人的頌詞:“在你的生氣勃勃的短暫生涯中,你曾以孩子般的喜悅,在一切明朗而有理性的東西中尋找樂趣。……我永遠忠誠于你,熱愛你,直到學術生命的最后一刻!”而對于自己的專利局生涯,愛翁給出了自己的獨特看法:“學院式的職位使年輕人處于一種為難的境地。人們要求該年輕人寫出數量可觀的論文——這種誘惑將導致膚淺。……如果他有更強烈的科學興趣,除了完成被要求的工作外,他會致力于研究他所鐘愛的問題。我要感激馬賽爾·格羅斯曼,使我處在這樣一個幸運的位置上。”(好友格羅斯曼向失業的愛因斯坦推薦了專利局的工作)這顯然不是愛翁的一管之見,因為他曾對馬克斯·波恩說:“用不著為安置一名有才干的學生在學院中的職位而擔心。讓他去當鞋匠或鎖匠,如果他骨子里真正熱愛科學,并真有才干的話,他將會走出自己的路來。”

          再三回味上述的兩個案例,不由讓人對真正的大學精神有了一些新的體悟和思索。現代意義上的“大學”(university)一詞來源于拉丁文“universitas magistrorum et scholarium”,亦即“教師與學者的共同體” (community of teachers and scholars),這正是20世紀英國哲學家托馬斯·布朗(Thomas Brown)提出并為后世學術界所廣泛認同的“學術共同體”(Academic Community)概念的由來。在這個學術共同體中,不論你是什么人,只要對于學術有著共同的價值理念和興趣目標,遵循一定的學術規范,都可以納入這個群體,老師和學生之間并沒有明確的界限,彼此可以成為論辯、質疑和激發靈感的對象。因此,在最廣泛的意義上,所謂大學,就其本質而言就是一個學術共同體,無論其規模、歷史或條件,正如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的著名格言:“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由此,我們可以說,一個只有十二人的學生社團也可以成為一所大學,劍橋使徒社就是一所偉大的大學,它已經延續了將近兩百年的歷史。我們也可以說,一個僅有三人的研討小組也可以成為一所大學,愛因斯坦、索洛文和哈比希特組成的“奧林匹亞科學院”就是一所偉大的大學,盡管它只存在了三年的時間。我們甚至可以說,一個人也可以成為一所大學,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就是一所偉大的大學,他關于宇宙奧秘的思考都源自他大腦中的思想實驗,他的大腦就是最好的科學實驗室,他在專利局的孤獨的業余時光是他與自己、他與牛頓、他與上帝的偉大對話,那是“奧林匹亞科學院”精神的延續。

          由此,我們也可以說,一個記滿思想論辯的筆記本——無論它來自劍橋使徒社、奧林匹亞科學院或是瑞士聯邦專利局——也可以成為學術創新的源泉。追根究底,這些充滿思想能量的筆記來自于平日里對于經典的閱讀、反思、困惑、質疑乃至于批判,從而需要和自己論辯,和同窗或同事論辯,和前賢故人論辯,和上帝論辯。是的,經典從來不是一份永恒的真理,一個終極的答案,一次一勞永逸的思索,而是以其深邃的思想、獨特的視角、批判的勇氣為后人提供了一個思想的高度,一份困惑的可能,一次超越的契機。由此,愛因斯坦超越了牛頓,凱恩斯超越了馬歇爾,維特根斯坦則超越了幾乎所有的傳統哲學家……

          由此,我們還可以說,真正的大學精神是拒絕權威的——老師不必是權威,學生也不必亦步亦趨。無論是劍橋使徒社,還是奧林匹亞科學院,所有人都是自由、平等的對話和論辯,完全沒有尊卑長幼之別。想當年,金岳霖聽說一本深奧的著作,就對他的學生說要買來看看,不料大弟子沈有鼎氣定神閑地說:“老實說,你看不懂的。”金岳霖想了想,說:“哦哦,那就算了。”另一位弟子殷海光聽到這樣的對話,大受震動:原來師生還可以這樣相處。金岳霖平生素有魏晉名士風范,重學問而不拘小節,哪里容得下那種師生尊卑的無聊道德意識。仍是民國,梁啟超以一句“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將既無名望、又無著作、也無學位的“三無”學者陳寅恪請進了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在此,梁任公以一種罕見的反權威的權威姿態,維護了一個學術共同體的學術秩序,世人皆贊其慧眼獨具,其實更應該贊嘆的是他的自由和平等意識。

          金岳霖先生和他的學生合影,左一為沈有鼎

          由是觀之,如今不少掛著“大學”或“學院”字樣(近年來許多學院紛紛更名為大學)的機構未必是真正的大學,有些更像是職業培訓所——基于經典作品的閱讀、研討和寫作難覓蹤影,各種技能訓練卻搞得如火如荼。同樣的,發表在所謂的核心期刊乃至權威期刊上的論文也未必就是富于創新的好文章,有些只是頂著行政或項目頭銜的平庸之作,因其對經典的陌生、隔閡或亦步亦趨。任何一項真正的學術創新,由于其多少是對已有思想和范式的反叛或發展,在一開始往往會引起較大的爭議,很難在主流的學術刊物尤其是權威刊物上發表,往往只能在同人刊物中“試水”。因此,以核心期刊的發表數量來評價一個人的學術水平或成就是十分荒謬甚至可笑的。

          作為青年學人(學子),抱怨外部環境總是太容易,而真正重要的是創造屬于自己的大學。在這所大學中,經典作品猶如一座座橋梁,讓這個學術共同體在理性和想象力的兩極間暢行無阻,四通八達。基于經典作品的閱讀與論辯將引導你我探索未知,創造知識,在創新中傳承,在傳承中創新,最終抵達真理的彼岸,正如哈佛大學的不朽校訓——與柏拉圖為友,與亞里士多德為友,更與真理為友。(典出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吾愛吾師,但吾更愛真理。”)

          是的,哪兒有經典閱讀和研討(論辯),哪兒就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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